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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及传播范文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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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一带一路”beltandroad,缩写为B&R是&ldquo丝绸之路经济带&rdquo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rdquo***新丝绸之路经济带&rdquo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rdquo合作倡议。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及传播的文章3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及传播

  摘要:本文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采用文献综述法与实证分析法研究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得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产生了替代效应的结论,随着对沿线国家投资量的加大,海外子公司不断利用当地优势,与母国公司形成行业竞争,使得母国企业出口规模缩小,逐步产生就业替代现象。因此我们在对沿线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需要同时考虑产业转移给我国就业市场造成的冲击。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

   在“走出去”倡议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在海外市场寻找商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全球经济。据《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同比下降9.6%,但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总额同比减少29%,连续三年下滑的大环境下,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國际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经营活动在全球区位的重新布局和规划,这种经营活动的跨国界转移和布局势必会导致母国要素需求的变化,欧美发达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担忧本国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从母国转移到东道国后是否会引发母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即这种投资海外的战略是否会使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国外,进而导致国内就业大量减少?“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带动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浪潮,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中,2018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178.9亿美元,年末存量1727.7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2.5%和8.7%。2016年之后,国际产能合作的深入推进将成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的重要内容,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启动运营从宏观层面为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提供了资金保障。鉴于此,针对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问题展开研究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欧美发达国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然而随着“制造业空心化”和失业率上升等严重问题的出现,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引起了欧美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因此,目前有关国际直接投资和母国就业的文献大多数都是围绕欧美发达国家而展开的。然而我们发现,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降低要素成本,这种海外投资产生的生产转移会相应地导致就业的减少。而低收入国家更多的是扩展市场和寻求技术,而非降低劳动力成本,这种海外投资对于就业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会产生区别。因此,以下对相关研究文献的综述按照研究地区分为两类。

   关于发达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第一种结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存在替代效应,例如,Brainard和Riker(1997)利用1983—1992年美国跨国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生产转移对母公司就业的影响,发现企业生产的跨国转移总体替代了母公司就业;第二种结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取决于行业异质性(Lipsey,1999)、投资动机的异质性(Harrison和McMillan,2006)以及投资目的国的异质性(Konings和Murphy,2001);第三种结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存在促进效应。Hijzen等(2007)利用日本1995—2002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发现,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母公司就业增长。目前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研究仍然很少,Jaklic和Svetlicic(2003)对斯洛文尼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进行了探讨,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的研究更是稀缺。受限于企业层面数据的缺乏,有限的几篇文献均是采用国家层面宏观数据进行研究,例如姜亚鹏和王飞(2012)的研究。由于使用宏观数据并利用时间序列的计量方法必然受到样本量不足的影响,导致其所得出的结论可信性不足。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数据的出现,有学者开始从微观企业层面尝试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效应,李磊等(2016)利用2000—2013年的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库经验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就业人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蒋冠宏(2016)的研究采用数据匹配和倍差法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得到的结论相似。

   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效应影响的研究已相当丰富,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参考借鉴基础,但目前为止,尚没有文献专门针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效应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针对这一不足,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探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文在参考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构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影响的计量模型,如式(1)所示:

   其中KF为新加入的对沿线国家总投资存量,Export为对沿线国家相对出口规模,K为资本投入,ε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与选取

   本文所采用的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总额来自历年《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且将其单位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亿元,其他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统计局数据整理所得。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所采用2003—2018年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①。变量的选取如表1。

   (三)单位根检验

   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主要参照ADF值和LLC值来估计数据平稳性,具体数据如表2。

   通过ADF和LLC检验的方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初步发现除了被解释变量就业总量存在非平稳性,其他数据均平稳,所以我们对就业总量数据进一步差分分析,得出一阶差分结果平稳,但数据通过一阶差分后经济意义发生改变,用增量来表示。 (四)回归结果与分析

   鉴于大多数面板数据都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本文也对上述数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使用Eviews8统计软件回归后,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分析上述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每当对沿线国家投资存量增加一个百分点时,我国的就业人数会减少0.00011个百分点,对我国就业总量产生了替代效应。原因可以归纳为:第一,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设厂建立子公司时,教授母国自身的经验技术,使得子公司再根據当地的经济政策环境不断地优化自身,改造技术,逐步扩大在当地的影响力,从而会对母国生产出口的商品形成竞争,进而取代母公司在当地的市场份额,从而导致我国出口量减少,工人工薪降低,失业率提高;第二,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并不成熟,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也多为低水平投资,通常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该类行业的转移会大量的减少我国的就业岗位;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很有可能低于我国国内生产成本,从而导致出口变进口,使得我国生产规模缩减,就业岗位减少。当相对出口规模增加一个百分点,会相应的增加0.001753个百分点的就业总量。原因为相对出口规模的扩大代表着海外市场有更大的需求,使得更多商品销往海外市场,大量商品的生产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能带动我国就业总量的增加。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通过对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总量产生了一定的替代

   效应。

   因此,一方面,对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而言,需要秉持谨慎的态度,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将传统制造业转移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防国内制造业短期内遭遇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后,政府和行业协会应尽快组织就业与技术培训,从而使国内传统制造业企业失业工人尽快就业,以减少就业替代效应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避免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

   注释:

   ①数据缺失国家有19个:东帝汶、马尔代夫、不丹、阿曼、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白俄罗斯、摩尔多瓦。

   参考文献:

   [1]HarrisonA.E,McMillanM.S.OutsourcingJobs?MultinationalsandUSEmployment[R].NBERWorkingPaper12372,2006.

   [2]李磊,白道欢,冼国明.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母国就业?——基于中国微观数据企业数据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6,51(8).

   [3]姜亚鹏,王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2(7).

   [4]蒋冠宏.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J].统计研究,2016,33(8).

第二篇: “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及传播

  摘  要:本文结合人民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直兑交易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实体经济需求和金融配套安排,同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开展人民币直兑交易进行了整体可行性评估和个别案例分析。建议下一步可考虑推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货币与人民币的直兑交易,智利、埃及、巴基斯坦货币可纳入候选名单。对于条件基本成熟国家货币,建议通过加强双边货币金融合作、构建双边或多边货币清算网络、扩大双向金融开放等为货币直兑提供技术支撑。对于条件不成熟的国家货币要着力培育市场需求,继续大力推动人民币在双边经贸往来中的使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人民币直兑交易;金融开放

   中图分类号:F38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20(10)-0013-06

   一、定义及现状

   (一)定义

   人民币直兑交易,是指人民币与其他非美元货币直接兑换,这是相对长期以来,我国境内外汇交易以美元作为中间转换媒介的历史背景而言的。从内涵来说,包含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直接挂牌汇率与直接兑换两个环节。从市场形态上来说,包含柜台零售与银行间批发两个市场,前者是指银行柜台面向机构、个人开展直接挂牌交易,后者是指银行间相互提供头寸调拨、流动性供给的行为。银行间市场可为柜台零售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支持,是柜台零售的重要配套基础和保障,且目前银行柜台直接加挂币种不存在政策障碍。因此,本研究仅分析银行间市场的人民币直兑交易。

   (二)发展现状

   2012年6月1日,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人民币对日元的直接交易,是首个与人民币开展直兑交易的非美元货币。此后,又陆续推出澳元、新西兰元、英镑等。截至目前,共有26个非美元货币在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直兑交易,包括1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以下简称沿线国家)货币,其中12个为全国银行间直接交易货币,4个为区域交易货币(见表1、表2)。

   从相对交易规模看,美元仍是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第一大交易货币,2019年外汇即期市场美元的交易份额仍高达96.13%,欧元、日元分别居于第2、3位,但合计交易份额仅占3.15%。2018年以来,12个沿线国家货币对人民币即期交易量迅速增长,2019年合计2070.25亿元,同比增长36.91%。从绝对交易规模看,欧元交易量稳步增长,2019年突破1.3万亿元,2019年交易规模千亿以上的有日元和新加坡元,百亿以上的有英镑、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泰铢、新西兰元、卢布、韩元,十亿以上的有林吉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除欧元外,多数货币在开展直兑交易的前两年,交易规模会有较大幅度增长,随后逐渐回落并趋于稳定。主要原因可能是,直兑交易启动初期,银行出于政策传导、业务营销等考虑,有意撮合业务,同时前期累计的头寸也会在初期集中平盘,后期若没有持续的新增有效需求,则市场交易规模无法实现增长。4个区域交易货币对成交规模有限,2019年合计交易量仅为1000万(见表3)。

   从人民币直兑交易的做市商看,美元即期做市商有30个,而非美元货币做市商数量相对较少,多数不到美元做市商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般来说,做市商数量越多,市场活跃度越高,交易规模越大。其中,外资做市商的数量最为关键,除卢布、加拿大元和英镑外,百亿以上成交量的其他7个非美元货币均有5个及以上外资做市商。3个区域交易货币,均无境内外资做市商,其中坚戈、瑞尔分别有3家和1家境外中资做市商,图格里克尚无境外做市商(见表4)。

   二、影响因素分析

   (一)理论分析框架

   发展人民币直兑源头上取决于实体经济层面的需求,技术上取决于金融层面的配套安排。如果没有前者,无法形成规模市场,制度安排形同虚设;没有后者,无法形成深度市场,市场需求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主要看双边经贸往来和本币结算情况,一般来说双边经贸往来越密切,本币结算需求和潜力越大,本币结算规模又会进一步促进双边经贸发展。金融层面的制度安排包括双边货币合作、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情况,两者相互促进,其中双向金融开放取决于双方国家的意愿、外汇管制和汇率制度等。

   从实体经济需求看,总体来说人民币与沿线国家货币直兑的市场基础不断扩大,具体仍要结合与各国的数据情况分析。一是双边经贸往来愈加密切。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19年我国从沿线国家进口3.98万亿,向沿线国家出口5.20万亿,分别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27.77%、30.18%。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企业对沿线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0.4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3.6%。在沿线62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总额1548.9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9.5%。二是双边跨境人民币结算稳定增长。根据《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年,我国与沿线国家发生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超过2.73万亿元,同比增长31.88%,其中货物贸易收付金额7325亿元,直接投资收付金额2524亿元,跨境融资收付金额2135亿元。

   从金融配套安排看,有利有弊。有利条件是双边金融合作不断加强。根据人民银行网站公布数据,截至2020年6月末,人民银行先后与28个沿线国家的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达15352亿元人民币。与9个沿線国家签订双边本币结算协议,结算的范围也从一般贸易逐步扩展到所有经常和资本项目2。在14个沿线国家设立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为当地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和人民币流动性。不利条件是,受制于部分沿线国家的金融管制,双边金融市场尚未实现双向开放。两种货币直兑交易的前提是两国外汇及货币市场的双向开放准入。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开放力度不断加大,沿线国家央行及开展人民币业务的商业银行均可以入市开展外汇交易3,但部分沿线国家仍存在严格的金融及外汇管制。根据IMF《汇兑安排和汇兑限制年报(2018)》,截至2017年底,伊拉克、缅甸、土库曼斯坦等13个沿线国家4的货币仍未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5。部分国家对本国货币在离岸市场交易仍存有顾虑。此外,沿线国家的汇率制度仍以固定汇率和稳定汇率为主,汇率制度相对僵化,汇率风险较大。这增加了人民币直兑交易的政策障碍和市场风险。 (二)案例分析

   结合上述分析框架,本文选取了2019年与我国的进出口总额排名前30位、已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但尚未开展与人民币直兑交易的12个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智利、秘鲁、伊朗、阿曼、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捷克、科威特、埃及、乌克兰,按照实体经济需求和金融配套安排现状进行梳理(如表5)。

   根据表5数据分析,目前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开展货币直兑的条件基本成熟。2019年印尼与中国进出口总量达5499亿元,位列沿线国家第7位,且2019年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352亿元,有较强的市场需求;不存在经常项目外汇管制,且与我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金融配套基础较好。菲律宾2019年与我国发生进出口4203亿元,位列沿线国家第9位,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也接近百亿,汇率市场化且无相关管制,并于2019年9月设立了人民币清算行,市场和政策方面都没有障碍。

   智利、埃及、巴基斯坦可纳入候选名单。智利、埃及跨境人民币结算已有一定基础,未来提升空间较大。巴基斯坦2019年与我国的跨境人民币收付金融已达269亿元,但仍存在清单商品加征保证金的限制。三国前期均与我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但目前目前已到期,未来可考虑续签进一步推动金融合作。

   孟加拉国、科威特仍需提升金融配套安排。两国市场需求条件基础成熟,2019与我国的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分别达70亿元、112亿元,但目前仍未建立双边货币金融合作。此外,孟加拉国对非居民账户收益的兑换和转移仍有管制。

   秘鲁、伊朗、阿曼、捷克、乌克兰的市场需求和金融配套均不成熟,暂不纳入考虑。上述国家与我国的跨境人民币收支仍处于起步或萌芽阶段,货币直兑的市场基础尚不具备,也并未建立双边货币金融合作。

   三、结论和建议

   近年来,随着我国与沿线国家双边经贸往来不断密切,跨境人民币结算稳步增长,人民币与沿线国家货币直接挂牌交易持续推出。目前人民币与沿线国家货币直兑交易已初具规模,但从绝对量看,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货币直兑能否开展主要有两个影响:一是实体经济的市场需求,二是金融制度方面的配套安排。前者主要取决于两国的市场主体,后者取决于两国的金融政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金融环境多元复杂,进一步推动人民币与沿线国家货币的直兑交易,需要结合各国实际情况逐个开展综合评估,优先选择市场需求量大、外汇管制少、双边金融合作密切的国家货币。下一步可考虑推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货币与人民币的直兑交易,智利、埃及、巴基斯坦货币可纳入候选名单。

   人民币跨境使用是货币直兑的基础,开展货币直兑交易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因此要充分培育市场需求,继续大力推动人民币在双边经贸往来中的使用,鼓励我国企业在大宗商品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境外承包工程中使用人民币。同时做好配套的金融制度建设,为货币直兑提供充分支撑。加强双边货币金融合作,探索利用货币互换支持双边本币结算;加大双边货币及多边货币清算网络建设,推动人民币在对方国家外汇市场的挂牌交易。扩大双向金融开放,引入沿线国家主要商业银行进入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鼓励在沿线国家布局机构网点的国际性银行在双边市场开展做市业务;提倡中资金融机构积极走出去,在沿线国家银行间市场提供做市服务。

   参考文献

   [1]郭建伟,张钰.推动建立人民币“一带一路”区域化新格局[J].当代金融家,2020,(05):44-47.

   [2]露口洋介,章沙娟.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J].国际经济评论,2014,(02):105-117+7.

   [3]施琍娅.论国际货币清算规则下的本币金融开放[J].上海金融,2011,(10):5-8.

   [4]李丽玲,王曦.资本账户开放尧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国际经验与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16,(11):24-35.

   [5]彭红枫,谭小玉.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程度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2017,(2):125-139.

第三篇: “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及传播

  摘  要:随着新一轮“逆全球化”现象的兴起,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和近期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给我国扩大对外开放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为落实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我国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既能实现我国产能转移,又能够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在此背景下,本文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总体OFDI效率,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提高我国OFDI效率。

   关键词:基础设施;制度环境;OFDI效率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0.04.006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20)04-0040-09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一带一路”倡议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其核心内容便是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进而推动沿线国家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逐渐上升,而OFDI基数小、效率低的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多从制度环境约束以及无制度环境约束两个角度研究“一带一路”国家OFDI效率。在制度环境约束方面,胡浩等(2017)实证分析了中国对世界118个国家的OFDI效率,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世界投资效率均值仅为0.27,对各大洲的OFDI效率处于逐渐上升的趋势,其中制度環境指标对OFDI效率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季凯文和周吉(2018)通过随即前沿引力模型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OFDI效率影响因素,得出OFDI效率与制度环境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基础设施呈负相关,对发展中国家OFDI效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徐昕(2018)基于制度环境视角下,测算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OFDI效率,实证发现总体效率偏低,且制度环境对OFDI效率的影响具有双重性。胡冰、王晓芳(2019)通过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OFDI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政治、经济、信用环境的改善对中国OFDI效率呈显著的副作用,因为本文认为完善的制度环境会加剧投资的竞争进而导致中国OFDI效率的受损。在无制度环境约束方面,田泽、许东梅(2016)运用超效率DEA和Malmquist指数法评价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的投资效率,研究发现总体效率偏低,国别差异较明显,对波兰、科威特投资效率较高,而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较低。祖煜、李宗明(2018)从企业微观视角出发,测算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直接投资效率,实证得出2010—2016年,我国企业OFDI效率技术较小,但增长趋势较强劲,七年增长了近三倍左右。

   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现状

   (一)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总体情况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呈高速波动式增长,由2003年的2.35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178.90亿美元,十六年间翻了近7番,2007年增速最高达到172.15%,2016年增速最低为-18.96%。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于2017年达到最高,并突破两百亿美元的大关,受2008年金融危机、2013年国内经济放绶、2016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以及2018年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这四年出现四次负增长。中国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同样呈波动式增长,2005年占比最低,2012年占比最高。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由2013年的11.72%上升至2018年的14.10%,除2016年外,占比均维持在10%以上。

   (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国别情况

   从表2可知,近五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累计OFDI位于前十的国家依次为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与阿联酋。其中,新加坡227.58亿美元、俄罗斯64.36亿美元与印度尼西亚58.66亿美元。受2015年中国与新加坡建立“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影响,2015年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104.52亿美元。位居第二的俄罗斯从2014年的6.34亿美元波动上升至7.25亿美元,位居第三的马来西亚从2014年的12.72亿美元持续上升至2018年的18.65亿美元。受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影响,近五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流量波动较大,如俄罗斯2015年增速最高达到367.34%;阿联酋2016年增速最低为-130.85%。此外,受到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卢比贬值及投资者信心下降等影响,2018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直接投资流量为-1.99亿美元;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2016年阿联酋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对阿联酋直接投资流量为-3.91亿美元。

   三、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效率测度

   (一)随机前沿模型

   前沿生产函数分析主要用于生产效率的研究,衡量了由于复合误差项(生产的非效率因素)形成的实际产出与理想前沿面(“帕累托”最优产出)的比率。作为参数估计法的前沿生产函数分析,可以通过事先设定生产函数形式,考量随机误差项对效率的影响;作为非参数估计法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既不能对参数进行估计,也无法考量随机误差项对效率的影响。本文采用前沿生产函数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OFDI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其中,OFDIijt表示t时期i国对j国OFDI水平;Xijt表示t时期影响i国对j国OFDI水平的影响因素;a为待估参数;vijt表示随机误差项;uijt表示投资非效率项,其经济意义为投资效率损失的因素,不仅包括负向指标,也包括正向指标,正向指标会对负向指标有一个抵消作用,且设定?淄ijt~N(0,),vijt与uijt相互独立。将式(1)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LnOFDIijt=Lnf(Xijt,a)+?(2)

   假设i国对j国投资过程中不存在效率损失,因此不存在非效率的理论随机前沿公式为:

   其中,OFDI表示不存在效率损失的理论i国对j国的OFDI水平,因此投资效率公式为i国对j国OFDI水平的实际值与理论值之比,因此有投资效率公式为:

   其中,EF为投资效率,取值范围为[0,1],主要受投资非效率项影响,当uijt=0时,有EF值为1,此时代表i国向j国的投资水平未受到投资非效率项影响,投资效率为1;当uijt>0时,EF大于0小于1,此时表明i国向j国的投资水平受到了投资非效率项的影响。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由于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流量波动性较大,且负值、零值与缺失值较多,故本文被解释变量选取2006—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存量衡量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水平,数据来源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2.核心解释变量。基础设施数据选取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6—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基础设施指数的综合得分。制度环境采用2006—2018年《华尔街日报》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数据中的投资自由度、产权保护、商业自由度、货币自由度、贸易自由度、金融自由度、劳工自由度与政府公信度指标,取值范围为1-100。通过因子分析降维,得到衡量一国制度环境水平的得分。

   3.控制变量。由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可知,一国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受东道国和母国的微观和宏观环境影響,如劳动力、技术、资本、制度环境、基础设施等。结合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实际情况,选取母国GDP用来衡量母国OFDI能力,采用2010年不变价衡量的东道国GDP水平测度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是否存在市场寻求动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采用东道国SITC3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衡量东道国能源禀赋;采用东道国15-64岁人口数量衡量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是否存在劳动力寻求动机,数据来源于国研网;距离、共同语言、共同边界来源于CEPII数据库;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来源于UNCTAD。

   (三)模型检验

   1.随机前沿模型适用性检验。使用Frontier4.1对模型进行适用性检验,检验模型是否存在无效率项。其原假设H0:?酌=0,即最小二乘估计优于最大似然估计,反之,则认为SFA模型由于OLS。如表4所示,分别得到有约束模型与无约束模型的似然值,通过公式:LR=-2[Ln(H0)-(H1)]进行似然比检验,得到LR统计量大于1%的临界值,应拒绝原假设,认为模型存在无效率项,SFA模型优于OLS模型。因此,研究2006—2018年中国OFDI效率问题,随机前沿模型相较于OLS更具有适用性。

   2.参数经济意义检验。在表5的实证结果中,模型1为OLS回归结果,模型2为无截距项非效率模型,模型3为有截距项非效率模型。从实证结果来看有:

   (1)东道国劳动力。东道国劳动力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东道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将会促进我国对其OFDI。东道国劳动力每变动1%,我国OFDI约变动0.5%左右。这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存在劳动力资源寻求型,随着近几年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劳动力价格逐渐升高,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在逐渐向外投资寻求廉价的劳动力,以此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

   (2)东道国GDP。东道国GDP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东道国GDP对我国OFDI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东道国GDP每变动1%,我国对其OFDI约变动0.3%左右。这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存在市场寻求型。

   (3)东道国能源禀赋。东道国能源禀赋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每变动1%,我国对东道国OFDI增加约0.01%。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能源寻求动因,我国人口基数大,能源消耗量大,且能源来源需要采用多元化战略。

   (4)距离。我国与投资东道国距离对我国OFDI呈现显著的阻碍作用,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距离每变动1%,我国OFDI下降约2.3%,说明距离会增加投资成本,阻碍投资。

   (5)母国GDP。我国GDP水平越高,也会显著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母国GDP每变动1%,对外直接投资增加1%左右。说明母国经济发展水平高,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越高。

   (6)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一带一路”国家中,与我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较未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平均高出约0.9%。通过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使得东道国国内投资环境更具法律化与规范化,可以有效提高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水平。

   (7)共同语言。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有共同语言对我国OFDI水平具有显著性影响,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具有共同语言的国家较不具有共同语言的国家,平均来说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约高出3.2%。

   (8)共同边界。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有共同边界对我国OFDI水平具有显著性影响,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具有共同边界的国家较不具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平均来说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约高出1%。共同边界对OFDI水平的显著性影响一方面源于距离近,投资阻碍下降;另一方面源于具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之间存在共同边界效应①。

   (9)基础设施水平。非效率模型中,发现模型2的非效率项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基础设施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投资非效率下降0.83个单位。模型2中基础设施水平对投资非效率呈负相关,说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水平越高,为我国对其进行OFDI提供了便利化,提高了我国对其OFDI水平。 (10)制度环境水平。模型2中制度环境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与投资非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制度环境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投资非效率增加1.05个单位。说明制度环境水平越高,投资非效率越高。

   (四)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效率分析

   总体来看,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效率国别差异化较大,最高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OFDI效率高达71.01%,最低的拉脫维亚为1.08%,前五名依次为阿联酋、格鲁吉亚、柬埔寨、匈牙利与沙特阿拉伯。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效率较高的国家以能源型国家为主,如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也门、伊朗、约旦与卡塔尔等均为石油、天然气密集型国家,这部分国家虽然与我国距离较远,理论上投资水平较低,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能源寻求动因,对能源型国家的投资较高。我国对东南亚国家OFDI水平较高,但OFDI效率很低,说明在既有的环境下,我国对东南亚国家OFDI水平相较于理论前沿面差距较大,仍有较大的潜力。我国对中亚国家OFDI效率均位于前十五名,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最高、塔吉克斯坦次之、哈萨克斯坦位于第三。

   四、对策建议

   (一)应注重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合作

   实证发现基础设施对我国OFDI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中亚、西亚、南亚、埃及以及中等、低等收入国家。因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应注重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合作。一是技术合作提高“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搭建好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推广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的“中国经验”,为提高“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二是健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融通机制。以政府融资为主,依托“丝路基金”与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对“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并鼓励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出口信用机构继续为成员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多渠道的投资方式相互补充,构建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三是人才合作确保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本是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关键,大力支持相关行业协会、集团公司、标准化专业机构合作开展相关培训,将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对沿线国家的劳动力进行专业化培训,提升沿线国家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提高人才专业化水平,培养一批懂技术、精通标准化业务的人才队伍,发挥微观主体活力。

   (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

   理论上,制度环境越规范,越有利于构建公开、透明、公正的营商环境,有利于减少企业的“寻租”成本,进而促进OFDI规模。然而实证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越规范,我国对其OFDI效率越低,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国OFDI过程中,由于起步晚,国际竞争力较低,规范的环境反而使得OFDI规模下降。因此,应从我国企业自身出发,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以适应高标准的国际营商环境;另外,积极与“一带一路”国家对接高水平的投融资政策,发挥制度环境规范的优越性。

   (责任编辑:李兴发)

   参考文献:

   [1]胡浩,金钊,谢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估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7(10):45-54+136.

   [2]季凯文,周吉.“一带一路”建设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8,34(4):138-148.

   [3]徐昕.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随机前沿分析[J].现代商贸业,2018,39(5):33-35.

   [4]胡冰,王晓芳.投资导向、东道国金融生态与中国对外投资效率——基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1):126-136.

   [5]田泽,许东梅.我国对“一带一路”重点国家OFDI效率综合评价——基于超效率DEA和Malmquist指数[J].经济问题探索,2016(6):7-14.

   [6]祖煜,李宗明.“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及对东道国治理水平的影响[J].经济体制革,2018(4):15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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