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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保卫战历史真相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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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保卫战(又称长沙会战,1939年9月-1942年2月)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以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的三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原战略态势的战役。下面是本站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长沙保卫战历史真相1

  第一次长沙保卫战

  日军为巩固武汉占领区,消灭中国第九战区部队主力,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4个师、2个支队及海军、航空兵各一部,共10万余人,以分进合击战法,从湘北、赣北、鄂南三个方向进攻长沙。

  中国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5个军、1个挺进军,20余万人,计划利用山岳江河有利地形组织防御消耗日军,先诱日军至长沙附近,再将其包围歼灭。

  1939年9月14日,日军的101师团的102旅团,与106师团主力,组成东路军开始出兵攻击在江西北部的中国军队的阵地。第九战区代理司令官薛岳下令,第十九集团军司令官罗卓英指挥所部,进行逐步抵抗、相机转进,因此日军在刚开始进攻的时候,并未遭到中国军队强烈的抵抗,所以日军就越发大胆深入进兵。日军没有料到中国军是以有计划的转进方式后退,就等日军深入与兵力分散之后,再设法进行决战。在表面上,日军在江西北部一带的进展相当顺利,但就是没有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日军只有依照原先的作战计划,朝西南方向切入湖南,准备与在湖南北部作战的日军会师,合围中国的野战部队。

  不过,江西、湖南在这一带的地形结构非常复杂,幕阜山的山岳绵延,日军的重装备在这种复杂地形运动迟缓,主要道路又遭到了中国军队有计划的破坏,因此日军后续的进展并不顺利,同时中国军队虽然一路后退,但是并未遭到日军严重的打击。所以当日军深入复杂的山地之后,罗卓英即指挥部队,开始将抵抗开始逐步地增强,甚至开始进行猛烈的反击,企图截断日军的补给线,日军这时才发现,自己在复杂的山区中,很难顺利的进军,更难以越过江西西北的山岳地带,进入湖南而与南下的日军会师。

  冈村宁次低估了作战地区的复杂地形,而严重影响到日军分进合击的计划,因此大胆地决定,将在长沙外围阵地进行决战。

  从湖北南下的日军奈良支队,向东旋转,虽然与由湖北南部南下的日军33师团,在湖南东北部完成会师,但却根本没有包围到华军的十五集团军。同时,日军第6师团与上村支队会师之后,原先也有机会强攻长沙,但却受到薛岳部队的诱导,转向湖南东部追击华军,并企图与江西的日军会师。不过由于在江西作战的东路日军,因为耗损过大,为了安全起见,已经开始退回原先的阵地,因此日军也失去了在湖南东北部合围中国军队的机会。

  这时日军既会师不成,在湖南的兵力就越发显得单薄,再遭到薛岳部的强力反击,使得日军已经开始有些孤军深入的危机感了。由于冈村已错过进攻长沙的机会,于是不待中国军队之反击合围形成态势,就下令在湖南的日军,分头撤军,并沿途对经过的地区大肆进行破坏。最后在1939年10月14日,所有参战的日军,都撤回原来的战线。

  第二次长沙保卫战

  1941年3月,日军大本营改派阿南惟几中将出任11军司令官。阿南上任之后,立刻研究武汉四周的战略情势,他决定要在长沙,打出一场胜仗,以挫中国第九战区薛岳的锐气。

  阿南因此不动声色的开始调兵遣将,将11军的六成以上的部队,都秘密地抽调到湖南北部,他想仗恃着日军强大的火力与攻坚的兵力,决定采取中央突破的强攻战术,准备一路攻下长沙,并且狠狠地修理薛岳的部队。阿南调集了4个师团与4个支队,在新墙河以北地区秘密集结,并且将司令部移到岳阳,以就近指挥作战。

  当时中国军队方面,对于日本11军的秘密集结,可以说是缺乏预警的情报。薛岳对于阿南大军的突然攻击,可以说是相当意外,但是薛岳临危不乱,他一面紧急将部队调往湖南北部集中,一面下令部队采取灵活的迟滞作战,减少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日军尽量朝向湖南东部的山地诱开。日军采取中央突破的正面打法,当然是来势汹汹,但中国军队四两拨千斤的战术,却让日军感到非常不快,因为这样日军便无法造成围歼对方主力的战果。而这些被日军追赶的中国军队,并未出现溃散,反而一有机会,就尾随日军的后方,进行扰乱的攻击。尽管如此这时已经面临可能丢掉长沙的威胁了。

  但是中国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却改变了整个战局。陈诚很快地就发现阿南竟然把镇守宜昌的日军第13师团,抽走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于是陈诚决定在宜昌发动强攻。

  9月26日,陈诚以最快速度调集兵力,乘虚进攻宜昌的日军。由于中国军队在宜昌的攻势,异常的猛烈,绝非寻常的牵制作战,这时在宜昌的日军指挥官,第13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陷入了中国军队四面围攻的险境,只有急电阿南以及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求援。

  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知道消息之后,大吃一惊。因为攻占宜昌是日皇裕仁亲自下的作战指示,假如宜昌有失、13师团被歼灭,那么日军的士气将会受到极大的打击,所以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都下令阿南,无论如何也要设法保住宜昌。于是阿南只有下令,停止攻击长沙,撤回全部在湖南的兵力,优先转往投入解围宜昌的作战。薛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修理日军的机会,仓皇撤退的日军在湖南吃足了苦头。

  长沙第二次大捷的声威,可以说是举国知名。

  第三次长沙保卫战

  1941年12月底,阿南以日军第3、6、40师团以及第九混成旅团组成战斗序列,再度在湖南北部发动攻势。

  但日军这次在湖南出兵,可以说是在天时上,就极端不利,因为当年的冬季,湖南出现了罕见的大雨与低温,造成所以的江河水量大增,必须要有渡河的装备、在适当的渡河地点,才能越过河流;同时农田积水泥泞又深,造成军队重装备运动不易,天候的严寒更是增加日军部队补给与攻击上的困难。不过根据日军的情报显示,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的确有大量南下调动的布防行动,因此阿南判断,这给日军一个乘虚而入的大好机会。既然第11军,早有准备深入湖南,进攻长沙的腹案,只要等待作战时机的来到,现在日军不妨来个先斩后奏,从牵制作战,转换成为攻占长沙的会战。

  日本11军在不到三个月,就再度兴兵进攻长沙,是给薛岳抓到一个有利的反击机会,因为日军是采取攻势作战,军队的疲劳较大,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无法完成整补,有着疲兵再战的不利。而薛岳已经检讨了两次日军进攻长沙的得失,研拟出一套专门对付日军深入攻击的“天炉战法”,将在长沙附近,对深入的日军加以围堵与歼灭的打击。

  在薛岳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在面对日12月南下的攻击中,只是诱敌深入、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就转进后撤,等待侧击合围的机会。

  薛岳下令第10军李玉堂坚守长沙市区,特别在市区的东南高地,布下巷战的阵势,并且将重炮兵旅放在岳麓山,设立了俯视全城的炮兵阵地。蒋介石已下令第4、73、74、99军,兼程回防第九战区,交由薛岳指挥,准备迎头痛击日军的攻势。

  但是阿南惟几没有立刻下令日军撤出战线,反而要求日军再进行猛攻,以占领长沙,突破中国军队的包围。这时12月的参谋长木下勇少将,以及全体的参谋,都发现日军在长沙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了,日军若是再不迅速地脱离战场,恐怕就要遭到无法收拾的下场。木下勇率领日本第12月的全体参谋,向阿南提出反对意见,才迫使阿南在最后一刻,同意参谋长的要求,下令日军设法尽速退出阵地。这时中国军队已经从各个战线合拢过来,日军的补给不足,又没有足够的第二线预备队兵力的支援,于是日军一路退,一路被打,跌跌撞撞地到处找渡河口,却到处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情形既危急又狼狈。

  此次战役国军大获全胜,薛岳将军更是因此得到日军的“长沙之虎”的封号,日本的12月在几年之内,都不敢再对长沙,进行任何重大的攻击。

  长沙保卫战历史真相2

  长沙保卫战(又称长沙会战,1939年9月-1942年2月)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以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的三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原战略态势的战役。

  长沙保卫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华军队,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地位。

  1大事记

  1939年-1944年长沙会战长沙会战发生在抗日战争1939年9月到1944年8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为“长沙会战”,或称“长沙保卫战”。国民政府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薛岳率领的第9战区集结重兵与日军在战线对峙。前2次长沙会战,双方都自称获得了胜利。从战术上看,双方并未分出胜败,中国军队的损失更大;但从战略上,阻止了日军的战略目的,可以认为是抗战中的胜利。第3次长沙保卫战则是国民党军队一场典型的胜仗,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终将日军击退。第4次长沙会战日军以优势兵力发动猛攻,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1939年一战长沙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9月至10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

  1941年二战长沙1941年9月初﹐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指挥四个师团﹑两个支队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约12万人﹐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

  1941年三战长沙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决定再次发动对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进攻,从而牵制中国军队转用广东方向,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

  2战争背景

  第一次长沙会战

  蒋纬国编辑《抗日御侮》六卷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湖南省乡长沙。武汉、南昌会战后,第9战区与日军对峙于洞庭湖东北岸、新墙河北岸、通城、武宁、奉新东南,以及锦江两岸,对当面日军“不断采取游击及反击行动”。

  1939年8月15日,日军第11集团军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开始调整和集结部队 。9月1日又下达了临战准备命令。日军企图集中兵力打击第9战区主力兵团,稳定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借以挫伤国民党军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并推进汪精卫伪政权出笼。其部署是:以集团军主力(第33师、第6师主力、第3师上村支队、第13师奈良支队以及集团军直辖部队),由岳阳及其以东地区南进,在汩罗江畔平江周围地区围歼中国第15集团军;以另一部(第106师主力配属第101师佐枝支队等),由赣北靖安、奉新及其以南地区西进 ,消灭高安附近之中国守军,尔后转向修水上游策应湘北方面作战。

  1939年8月15日,日第11军就已制订出《江南作战指导大纲》。8月下旬冈村宁次调整指挥系统,同时采取声东击西迷惑第九战区,日军广播和报纸大肆宣传其要占领宜昌和福建,掩盖其真实战役企图。

  1939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即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

  1939年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有进攻长沙的可能,遂遵照军事委员会上述指示,制定了“战区决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军,以利我主力方面之作战”的方针,加紧调整部署,严整战备。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湘赣公路、湘鄂公路及九江、武宁、平江、长沙间公路,粤汉铁路岳阳至株洲段、湘赣铁路株洲以东,都在民众的支援下进行破坏或者拆毁,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及重炮兵难以行动。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初,世界形势继续蕴酿着巨大的变化,日本乘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强烈感到自己在远东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以中、苏、美、英为对象的,因而处理中国问题必须和解决南方问题、北方问题综合考虑,作长期打算。基于这种背景,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这两个文件在1941年1月16日的大本营会议上获得批准,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天皇的裁决。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国第9战区仍与日军第11集团军隔新墙呵对峙于湘北地区。至1941年9月前,第9战区所辖兵力为11个军共30个师,作战地境:左与第6战区(1940年增设)为石门桥(常德南方15公里)、连山湖南岸、大通湖北岸、洞庭湖北岸亘长江至武昌之线;右与第3战区为抚河、鄱阳湖口之线。

  1941年4月,原陆军部次官阿南惟畿中将接替园部和一郎就任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此后,第11集团军即就1941 年夏秋之际发动对长沙方面的进攻作战进行了研究和准备。但是,在准备过程中,由于苏德战争爆发,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秘密从事对苏武力准备,不惜对英美开战,已无力再投入更多的机动兵力,不得不缩小战役规模。其最后确定的作战目的是:予第9战区敌军一次沉重打击。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在此之前,日本为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曾采取措施调整对苏邦交,于4月13日签定了《苏日中立条约》;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又于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秘密进行对苏战争准备,一旦苏德战争的发展对日本有利,即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为此,大本营考虑要从第11军至少抽调2个师团到中国东北,加强对苏战备,同时继续准备南进,因而将长沙作战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反对大本营的这一考虑,认为彻底摧毁中国继续战斗的企图、解决中国问题才是日本的根本国策,而这时候突然减少派遣军的兵力,将使重庆政府获得生机。8月9日,大本营决定放弃对苏行使武力,不从中国派遣军抽调兵力。8月26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538号命令批准长沙作战计划(此次作战的代号为“加号作战”)。但为了准备对南方作战,第11航空舰队和第3飞行集团于9月上旬陆续调走,减少了海军和空军的支援。

  自1941年8月中旬开始,日军第11集团军即在湘北集结兵力,秘密抽调第3、第4师,第13师早渊支队,独立混成第14旅平野支队、江藤支队,第33师(主力已调华北)荒本支队,坦克第13团、独立炮兵第14团、独立工兵3个团等部队,连同原驻鄂南之第40师、原驻湘北之第6师,先后向岳阳、临湘以甫青冈驿、桃林一带地区集结。并以第1、第3飞行团和海军第1分遣舰队协同作战。此次日军接受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兵力分散的教训,将主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上,以期进行纵深突破。”

  中国第9战区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总结的基础上,于1941年3月制定了《第9战区反击作战计划》。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中国派遣军驻广州的第23集团军,由广州进攻香港。为了配合英、美积极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日命令各战区发起攻击,牵制日军,策应友邦作战。特令第4战区攻击广州方面日军,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并以第5、第6、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入缅直接援助英军作战。日军第11集团军为策应其第23集团军及南方军的作战,牵制中国军队向广东方面转用,遂决定再对长江以南发起进攻。

  1941年12月1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12月10日的“大陆命”第57号命令,向侵华日军下达了“总作命”甲第320号命令。

  1941年12月15日,日军第11集团军在会战指导方案中规定:向汨水一线进攻,并击溃当面之敌 ,以策应第23集团军攻取香港及南方军的作战。作战时间限定在两周左右。使用于湘北主作战方面的兵力为第3、第6、第40师和独立混成第9旅以及泽支队、野口支队、外园支队 ,另以第1飞行团(飞机54架)支援作战。同时命令驻南昌方面的日军第34师、独立混成第14旅向赣北上高、修水等地攻击,策应湘北方面作战。

  天炉战法示意图(2)中国第9战区于1941年11月召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议”,薛岳根据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创立了“天炉战法”,具体实施步骤是彻底破坏道路,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设置纵深的伏击地区,诱敌深入,将敌围而歼之的后退决战方针。依此方针,第9 战区制定并颁布作战计划,要求在湘北方面,“应运用尾击、侧击及正面强韧抵抗,务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之敌军主力,反击而歼灭之。”

  1941年12月中旬,日军向岳阳方面集结兵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攻势即将开始,遂于12月20日命令第73军由澧县立即向宁乡、益阳集结待命,第79军立即向渌口、株洲地区集结待命。又令第4军由广东曲江调株洲、渌口,第74军由广西宜山调驻衡阳。同日,第9战区决心集中兵力于湘北方面,诱致敌主力于长沙城北的浏阳河、捞刀河之间地区,反包围歼灭之。

  赣北方面,新编第3军、预备第5师、江西保安纵队等部守备高安、武宁一带现有阵地,掩护战区主力之右侧。鄂南,王劲修指挥所部切断崇阳、蒲圻、咸宁一带敌公路铁路。

  3战役过程

  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夜,日军在赣北开始钳制性攻击。第106师以主力由奉新、靖安一线西犯,至18日,已先后侵占第1集团军守备的会埠、上富、村前街等地,威胁高安左侧背。同时,日军第106师配属的第101师佐枝支队由大城南犯,18日侵占祥符观,续向高安逼近。第32军于19日放弃高安。

  1939年9月20日,日军第11集团军命令第106师在消灭高安附近之中国守军后,以一部掩护左侧背 ,主力进入修水、三都附近,切断第30集团军和湘鄂赣边挺进军的后路。据此,日军第106师即以佐枝支队在奉新西南地区实行防御作战,以1个旅开赴武宁,主力则在上富镇附近集结,准备西进。

  第一次长沙会战。当日军进攻第1集团军和第32军时,在安义游击的第1集团军第183师回师南进,18日 ,趁日军撤退之机,占领上富。17日,第74军由上高、宜丰、万载地区推进至高安以西之灰埠、泗溪、棠浦一线,19日攻占村前街。

  1939年9月21日,第 32 军一部乘夜在左家渡附近北渡锦江,击退日军,于22日晨克复高安。在湘北,9月18日起,日军第6师及奈良支队连续攻击第52军新墙河北岸警戒阵地,第52军逐次退守新墙河南岸。至22日。第195师仍顽强坚守在北岸比家山据点。9月23日晨 ,日军第6师、奈良支队强渡新墙河,突破守军阵地。第52军退守新墙河东南高地。日军上村支队于9月22日18时由岳阳启航,23日晨,一部在洞庭湖东岸鹿角登陆,主力迂回归罗江口以南,在营日登陆,突破第70军第95师阵地,继续向东南突进,企图切断粤汉铁路和长沙,平江间公路。

  第九战区部队收复平江战斗场景鄂南方面,日军第33师于9月21~22日由通城附近出动,进攻第79军前进阵地。23 日 ,攻陷第79军主阵地麦市,24 日攻占桃树港,续向福石岭攻击。日军第33师企图楔入渣津,切断第9战区湘北、赣北间主要联络线,尔后向平江地区进攻,协同日军第6师、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围歼第15集团军。

  1939年9月24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湘北战局紧张,召开最高幕僚会议,确定:“第9战区作战,应……保侍幕阜山根据地,在铁路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则以有力兵团相机予以打击,尔后依状况将主力逐次转移株洲、浏阳、醴陵地区;并以第4军控制于湘潭方面,掩护湘、桂、黔各路。”并命令在广西全县训练的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以主力推进衡阳,1个师推进衡山,准备增援湘北作战。

  中国骑兵部队冒雨待命1939年9月25日,第52军主力向汨罗江南岸转移。日军第6师、奈良支队跟踪南进,迫近汨罗江北岸 ,一部伪装难民,偷渡汩罗江,袭占新市。上村支队一度占归义,被第70军反击克复。26日 ,日军猛攻汩罗江南岸,激战竟日,但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此时,日军第33师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区福石岭,日军围歼第15集团军于汩罗江畔的企图破产。日军第11集团军乃决定:“以主力向东迂回,在平江周围消灭预想从通城以南地区向南退却之敌兵团”。27日命令第6师、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向平江及其西南地区突进。

  1939年9月27日,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

  1939年9月28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迁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作战。日军第6师、上村支队由汨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77师伏击圈。第6师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受到重创。29日,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第566旅的伏击。30日,第25、第60、第195师向永安市(捞刀河南)、上杉市、石门痕日军猛烈反攻,日军已无力再南进。

  日军第33师,27日屡攻福石岭不下,遂以主力绕福石岭以西向南突进,攻占龙门厂,30日攻占朱溪厂。主力进入长寿街、龙门厂、献钟一带,在献钟以西三眼桥与奈良支队先头部队会合。此时。第79军尾蹑日军第33师南下,开始向嘉义、献钟日军攻击;第20军向长寿街、龙门厂、朱溪厂日军攻击;第8军正由通山以东地区兼程南下,准备协同第20、第79军夹击日军第33师。

  赣北方面,9月23日,日军第106师主力开始向修水方向西进。26日,其右纵队经九仙汤 、沙窝里突进了修水东南约30公里处的黄沙桥,为第72军新编第15师堵截。左纵队至25日攻占上富、横桥、甘坊。第 9 战区为防止日军继续西犯,26日命令第32军由高安向万载集结,准备开赴铜鼓布防。

  第9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命令第60、第74军围歼日军第106师左纵队。25~29日,该两军遵今攻击甘坊、冶城一带日军,27日,第74军第57师克复上富,遮断日军退路,并逐渐将日军包围于甘坊附近。

  日军第11集团军见主力方面不断遭到伏击、侧击和夹击,赣北方面第106 师处境不妙,意识到态势日益不利,遂于29日下令撤退,同时命令第33师经渣津东攻修水,接应第106师。

  1939年10月1日,进至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撤退。2日,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追击,当日克复上杉市。3日,第25、第195师追击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4日、又克复汩罗 、新市等处。至9日,第195师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1939年10月5日,日军第33师东窜修水城。10月6日,日军第106师在第33师策应下,开始由沙窝里分向奉新、靖安、武宁撤退。守军各部开始反击,当日,第15师攻克郭城市,向沙窝里挺进。第51师攻克桐木石,向九仙汤挺进。9日,第30集团军克复修水,15日克复三都,并继续追击,逐步恢复原阵地。

  第二次长沙会战

  中国军队在长沙市区追击日军1941年9月7日,日军第6师为掩护其第11集团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结,向中国守军第4军大云山阵地攻击,次日占领该地,后被守军收复。17日,日军第3、第4、第6、第40师展开于新墙河北岸之线。18日凌晨,日军主力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分由新墙、潼溪街、四六方、港口各附近强渡新墙河,突破南岸守军阵地。守军第4、第20、第58军等部与日军展开激战,在予日军以一定的杀伤后,即转移至双石洞、向家洞一带翼侧阵地。与此同时,日军平野支队在海军的支援下,由洞庭湖向湘江口西侧青山附近登陆,进攻芦林潭,企图从左翼威胁长沙。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9日,突破新墙河的日军未遭重大抵抗,迅速沿黄市、大荆街、关王桥一带进逼汨罗江北岸,其第3、第6师各一部进至汨罗江南岸新市、颜家铺、浯口各附近。此时,第9战区依照反击作战计划,令第99军主力于归义以西亘湘江间占领阵地,第37军于汨罗江南岸新市 、浯口之线占领阵地阻击日军;令第26军由金井向瓮江推进,第10军由衡山向捞刀河以北急进,第74军由新喻向浏阳附近急进,准备于汨罗江以南三姐桥、金井以北地区反击日军。但第9战区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日军遂放弃“将主力用于湘江方面”的方针,决定“于捞刀河北方地区捕捉歼灭敌军”。

  1941年9月20日,日军第3、第4、第6师强渡汨罗江,并将正面逐次向东移动,企图包围汨罗江南岸中国守军的右翼。其第40师沿关王桥、长乐街以东山地,经三枣桥进攻瓮江。

  日本第11军镜头下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影像(10)1941年9月24日,第37军阵地被日军突破,日军第4、第3、第6各师,跟踪第37军向栗桥、福临铺、金井进迫,并攻击第10军阵地。25日,第10军阵地多处被突破,遂与第37军一起向捞刀河南岸转移。同日,薛岳将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出长沙,移往湘潭。

  1941年9月26日,第74军由万载到达长沙东面的春华山附近。奉军事委员会命令,第6战区第79军向长沙增援,先头第98师到达长沙东北石子铺,主力向岳麓山推进;第7战区暂编第2军由广东北上增援,先头暂编第7师到达长沙,军主力正向株洲运输。

  1941年9月26~27日,第74军在春华山、永安市附近地区,与日军第3、第6师及第40师一部遭遇 ,损失惨重,28日,向普迹市东方撤退。

  1939年,日军侵犯汨罗长乐街1941年9月28日,日军渡过捞刀河向长沙亘创阳河之线推进。26~28日,由湘西增援的第79军第98师及由广东增援的暂编第2军暂编第7师,在长沙东郊与渡过浏阳河及捞刀河之日军第4师和早渊支队发生激战。

  1941年9月27日下午,日军早渊支队一部自长沙城的东北角冲入,当晚,早渊支队全部进入长沙。29日,日军第4师也开进长沙,日军第3、第6师在永安市附近击退第74军后,向株洲方向突进,其一部冲入株洲。日军第11集团军在发起此次作战时,日军统帅部即“要求作战尽快结束。”到9月27日 ,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遂决定结束作战,并于10月1日开始撤退。

  长沙会战1941年10月2日,军事委员会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命令第9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第9战区即以第79军向长乐街、新市方面跟踪追击;第58军向关王桥、第72军向杨林街分别实行超越追击;令原留置日军侧后的第4、第20、第99军在马鞍铺、青山市、麻峰咀、金井一带截击日军。10月5日,日军突穿第,战区的拦截线,北渡汨罗江继向新墙河以北退却。6日,第9战区追击部队渡过汨罗江,8日越新墙河,日军退守原阵地,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在此期间,日军第34师及独立混成第14旅主力分别于 9月26日向赣北武宁及高安地区进攻,与第30集团军及第19集团军之各一部发生战斗,10月1日退回原阵地。

  中国方面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9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令第3、第5、第6战区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第9战区作战,其中第6战区所属部队,曾乘敌空虚猛攻宜昌。9月28日 ,第6战区以约15个师的优势兵力向宜昌发动猛攻,日军第13师拼死顽抗,双方展开激战。10月初,日军第13师死伤惨重,一面将后勤人员、伤兵投入战斗,一面紧急求援。10月8日,日军第11集团军急令第39师驰援宜昌。10日,第6战区部队发动总攻击,日军第13师陷入绝境,师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甚至写下遗书,准备自杀。11日,日军第39师增援到达战场,挽救了第13师的危局。宜昌作战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在这次反攻作战中,歼灭日军近7000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一)1941年12月23日,日军第40师一部向守军第20军油港河以南阵地攻击。24日,新墙河下游因降雨水位上涨,日军第6师向守军第20军第134师新墙河阵地实行渡河攻击。入夜,日军渡河后,以一部围攻守军据点,主力分向大荆街、关王桥之线突进。日军第3师主力在其第6师后方跟进。第20军奉令以一部坚守新墙河以南据点,主力向大荆街转移。第58军进出洪源洞、大荆塘之线,侧击南进日军。

  1941年12月26日,日军第40师猛攻第20军阵地,陷关王桥及陈家桥,同时日军第6师围攻守军黄沙街、龙凤桥据点,第3师主力于当夜推进至归义附近汨罗江北岸。同日,第9战区命令第27集团军以第20军及第58军进攻长乐街之敌,令第37军及第99军主力固守汨罗江南岸阵地,阻敌渡河。

  第三次长沙会战(二)1941年12月28日,日军第6、第40师分别在新市东方、长乐街附近强渡汨罗江,被第37军阻止。日军第3师主力在归义以西渡过汨罗江,第99军主力被迫后退至牌楼峰、大娘桥、新开市之线 ,逐次抵抗。第37军第140师由金井向新开市北侧地区驰援,阻敌东进,但受到日军第3师从左侧的威胁,日军第6、第40师乘势在新市及长乐街附近渡过汨罗江南进。入夜,第37军扼守新开市亘汨罗江南岸之线,与日军激战。第99军主力在营田、大娘桥之线与日军第3师一部对峙。12月29日,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改变原定计划,独断地下达“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的命令,令第3师迅速向长沙攻击;第6师以一部攻击长沙,主力攻击长沙以东之朗梨市;第40师主力向金井进攻。骤然改变作战计划,使己久战疲惫的日军第一线官兵处于茫然状态,有的高级军官也认为进攻长沙是“自暴自弃之作战”。

  1941年12月30日,在第37军与日军主力激战于新开市、鸭婆尖、浯口一带之际,第27、第30、第19集团军分别到达浏阳、平江一带预定位置。

  第9战区决心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遂令第10、第73军固守长沙;令第19、第30、第27集团军及第99军主力,分由株洲、浏阳、更鼓台、瓮江、清江口、三姐桥各附近,以长沙为目标,自南、东、北三个方向作求心攻势。

  1941年12月31日晨,日军第40师猛攻第37军阵地,激战至午,第37军转移至金井东北山地,日军第40师主力向金井突进。其第6师乘第37军向东转移由福临铺向朗梨市突进 ,第3师乘夜在东山附近强渡浏阳河进抵长沙近郊。第9战区以日军已逼近决战地区,遂令各集团军于1942年1月1日子夜开始攻击前进。

  长沙会战时日军使用的九二式重机枪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第3师开始向长沙东南郊阵地攻击。2日,日军第6师集结于朗梨市,并以一部协力第3师进攻长沙。当日,第10军坚守长沙城郊阵地,在岳麓山重炮火支援下,击退了日军的反复突击,并将突入白沙岭的日军第3师一部歼灭。第9战区令第73军以第77师渡湘江进入长沙,增援第10军。此时,处于外围的中国军队正隐蔽地从三面向长沙推进。

  1942年1月3日,日军第6师全部加入战斗,与其第3师合力猛攻长沙。激战竟日,日军攻势屡兴屡挫,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日军开始空投补给。中国军队各包围兵团,继续压缩包围圈,已逼近长沙。

  在攻击长沙不逞,背后又出现包围的情况下,阿南惟畿被迫于3日晚下达了“反转”命令。4日,长沙城外日军再次发起全线攻击,但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又一次受挫,日军第3、第6师于4日晚乘夜色脱离战场,由长沙城外分别向东山、朗梨市撤退。第9战区在获知日军退却后,立即命令原准备在长沙附近合围日军的部队改为堵击、截击和追击日军,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将其歼灭。5日,日军集中第1飞行团飞机50余架,掩护退却,第6师退向朗梨市;第3师开始退却时,在长沙东南郊金盆岭、清水塘、石马铺一带,被第4军截击,伤亡惨重,退至东山附近时,又遭第79军截击,被迫沿河堤退往朗梨市,随第6师之后,在该地架设浮桥渡河,撤至浏阳河东岸。

  军民庆祝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胜利1942年1月5、6两日,日军第3、第6师于长桥、牌楼铺、高桥地区,遭第26军及第79军的截击,死伤甚多,7日夜突围退至捞刀河北岸。第40师于7日由春华山经罗家冲向学士桥退却。8日晨,日军由捞刀河北岸继续北退,沿途遭第9战区追击部队拦截侧击。9日,日军主力在其独立混成第9旅的策应下,由福临铺北撤。日军一面抵抗,一面继续向汨罗江以北退却 。

  至1942年1月12日,日军退过汨罗江北岸,才稍事收容。第9战区各追击部队跟踪追至汨罗江南岸,并以一部渡过汨罗江向长乐街以北进行超越追击。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固守原阵地,第9战区所部,一面扫荡新墙河以南残敌,一面向新墙河以北进击。至16日,恢复会战前原态势。

  在赣北方面,日军第34师与独立混成第9旅各一部,于12月25日,分由安义、箬溪等地向西攻击,先后占领高安、武宁,但在守军奋勇阻击下,于1942年1月6日前,恢复原态势。

  长沙保卫战历史真相3

  长沙保卫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在其他城市相继沦丧后,长沙乃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西南唯一屏障,一旦长沙被攻陷,中国在战争处于被动情况下。

  为保住长沙这一战略屏障,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并最终引发第四次长沙会战,也称“长衡会战”。

  国内背景

  长沙会战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并在南京成立伪政府。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1938年11月初,日军攻陷湖南北部,长沙岌岌可危。国民党采用焦土政策,制定焚烧长沙计划。但一系列偶然因素让大火完全失控,致30000多人丧生,全城90%房屋被毁,长沙亦成为二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因12日所发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发生在夜里(即夕)故称为“文夕大火”。

  1938年,大火发生几天后,酆悌、文重孚、徐昆被枪决。1939年薛岳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指挥长沙会战。

  国际背景

  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了扫荡重随枣会战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殉国。1940年夏,蒙古族也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在欧洲,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纳粹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式爆发。欧美列强放弃了将欧亚两洲的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

  在日本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

  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

  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

  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

  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 为尽早结束战争,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历史意义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奇袭美国珍珠港,同一天,日陆军23军开始进攻香港,为使攻占香港顺利进行,日军大本营命令驻湖南地区的11军向湘南进攻,以牵制中国军队南援行动。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接受命令后,于12月13日发布了第三次进攻长沙的命令。

  蒋介石十分重视第三次长沙会战,亲临南岳督促部队作战。薛岳当时指挥的军队共13个军约17万人。

  鉴于日军11军调动频繁、大规模集中的情况,薛岳就针对日军的进攻行动制定名为“天炉战法”的后退战战略:将第九战区的兵力集中在湘北地区,在日军进攻的地点逐次抵抗,将中国主力部队置于两翼,引诱日军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包抄,形成一个南堵北追、东西夹击、四面合围的战备态势,将日军予以歼灭。并将整个战役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逐次抵抗、诱敌深入,消耗日军、争取集中兵力的时间;第二阶段是长沙保卫战,以一个军的兵力死守长沙,赢取其余部队包围进攻日军的时间;第三阶段为反攻追击阶段,即对包围的日军进行歼灭追击。这一战略取得了空前成功。

  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56000余人,俘虏139人,中国军队伤亡28000余人,中国军队取得辉煌胜利!这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这时候日本的南方军,在百日之内,就横扫盟国在亚洲所有的据点与要塞。

  西方国家的军队,在被日军击败之后,真正知道了落后的中国能够单独地对抗日本如此之久,实在是有着过人的能耐。美国记者福尔门氏在报道中说:“中国第三次长沙大捷,证明了两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英国《泰晤士报》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就历次中日战争中的战场成果与记录而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绩应是最为辉煌的,就兵力动员的规模以及日军死伤来看,中国军队在长沙大捷的表现,比在台儿庄、万家岭、昆仑关、上高会战所得的胜利,还更为出色。而薛岳更是因此得到日军的“长沙之虎”的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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