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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是一个中文单词，拼音是Lù西北和埃库特N“论文”一词在古典文学中常用，意思是对话修辞或思想交流。现在，论文常常被用来指在各个学术领域进行研究并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论文。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的文章9篇 ,欢迎品鉴！
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篇1
防控疫情、战胜疫情是一场全国动员、全民参战、全力求胜的大战。能否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这次抗击疫情作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战略部署，既表明了这场斗争的严峻形势，更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决战胜疫情的坚强决心和科学决策。
抗击疫情的艰巨性。新型冠状病毒潜伏期较长，一些感染者在感染初期症状不明显，可谓“看不见的敌人”，阻断病毒传播途径可谓“看不见的战线”;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传染性，可聚集性扩散，防控疫情可谓“无边界战场”;目前对于治愈新冠肺炎仍没有特效药。这些因素决定了每个人都是疫情防控的参与者和战斗者，无论是在前线奋战还是在后方保障，都要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居家的群众也要积极配合相关防控措施，凝心聚力，共同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打好一场人民战争。这些因素也决定了疫情防控不是单靠卫生健康部门、疾病防控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就能完成的，从中央到地方、从武汉到全国、从党政机关到社区乡村，都要全面动员、全面部署，组织一场总体战。这些因素还决定了疫情防控在全力救治患者的同时，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展开一场阻击战。
抗击疫情的复杂性。这次疫情防控处于疫情传播与春节春运的重合期，感染人群与未感染人群接触机会多，切断传染源、控制疫情波及范围的工作难度大;既要对新冠肺炎患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又要科学论证病毒来源，尽快查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加快相关试剂、疫苗、药品研发，同时做好防控和科研各项工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疑似病例在地域上相对集中，医疗设施、医护人员、物资供求矛盾较为突出，不仅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而且救治要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需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在全力以赴抗击疫情的同时，又要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形势复杂、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只有打响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全面统筹布局、层层压实责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才能战胜疫情。
抗击疫情的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疫情防控的全方位性要求我们把握打赢制胜的全域性，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化解公共卫生安全重大风险，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等。这次疫情防控是大战，也是大考。应对大考，赢得大战，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研判准确，各项工作部署及时，采取举措有效，打赢制胜的战略方案不断优化。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综合运用、系统发力，一定能打赢这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硬仗。
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篇2
摘要：本文从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出发，通过分析当前民生财政建设的不足，从如何构建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现代化民生财政管理模式的角度出发，进行关于民生财政建设的若干思考，并提出了能够提升民生财政建设水平的若干建议，以便为相关财政工作者提供参考，力争全面促进财政事业向前发展。
关键词：民生财政建设若干思考
民生财政，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财政体系，伴随着我国对民生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民生财政建设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大关注，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生活保障领域、就业领域等重点领域，民生项目的投资更是呈直线增加态势。无容置疑，民生财政建设已成为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点项目，在当今社会经济体系不断深入改革的今天，我们如何从“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角度出发，对关于民生财政建设做出详细思考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伴随着经济的良好发展，社会事务需求也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也引发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民利益诉述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改善民生建设的难度，民生建设改善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要知道，民生财政是“庶政之母”，加强民生财政建设能有效缓解社会经济压力，消除社会经济矛盾，确保社会经济得以长久稳定发展。以下就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展开分析。
1.1、是实现“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改善民生财政建设，宏观角度上是要求财政建设从社会经济体系架构改革出发，立足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跟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而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创新，特别是在社会保障领域、教育领域、住房保障领域、公共卫生领域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消耗，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种不同的社会需求，进而达到“中国梦”与“人民梦”的相互统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民生基础。
1.2、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多方面要素支持，宏观角度上要求通过科学规划合理配置充分发挥财政分配功能作用与地位，着重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把财政支出向人民群众保障领域转移，重点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包括公共卫生医疗设备、教育、社会住房等社会服务问题，进一步缓解社会民生矛盾。
1.3、是推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具体体现
数据表明，2012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普遍增长，且多数地方占到了当地公共财政支出的50%以上。以安徽省为例，据财政厅厅长罗建国说：“2012年，安徽省民生支出3161.2亿元，增加553.8亿元，增长21.2%，占全省财政支出近80%。”一系列数据说明了民生支出比重正在不断优化。可见，加强民生财政建设，必须把财政支出重点向人民群众公共需要或公共服务转移，解决公共服务不到位的局面，进一步推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建设。
2、民生财政建设面临的问题
2.1、管理体制问题
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财政拨款的形式也向复杂化、多样化趋势发展，政府投资形式也更加多元化。然而，财政管理体制中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决策权都在上级领导手上，下级领导空有管理头衔，却无法实施正确的管理权限。这种不平衡的决策方式，使得地方政府压力加大，导致很多民生政策无法落到实处。除外，由于财政局财政管理的组织建设不完善、财政管理人员配置不合理、职能分配不明确。财政局在进行财政管理工作时，缺乏健全的财政管理监督与控制体系，甚至出现私自挪用单位内部资金、私设账外账，避开财政监督把单位预算外的收入据为私有，进行公款玩乐等情况，严重影响了财政局的经济利益，民生财政建设受到影响。
2.2、财政约束问题
从现阶段我国政府的财政决算预算看来，财政管理模式单一，无法精确、完整地反映出政府的债务、资金等情况。从财政局发布的财政预算信息来看，财政报告不够全面，对资金使用细化不到位，存在多方面不足，极容易滋生腐败行为。由于财政资金管理缺乏足够的公开透明度，这种模式下的财政报告也缺乏足够的约束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民生建设工作开展的难度。
2.3、资金管理问题
首先是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相关的一些民生领域尚未完全向社会资金开放，再加上社会公益、慈善等民生领域制度建设不健全，使得社会资金流入民生建设领域的渠道单一，民生建设支出仍然需要附属财政投入。
其次是民生资金使用存在“越位”与“缺位”现象。民生建设项目虽然遍布社会各大民生领域，然而发达地区却相比于经济欠发达或者偏远地区更为深入。
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水平较高，在这种经济条件较好的大环境背景下，出现“越位”的情况就比较多;而在经济落后地区，由于受到经济限制，一些应用政府承担的民生领域得不到相应的建设，多会出现“缺位或不到位”的状况。显而易见，民生建设现阶段还存在明显的资金管理难题，出现地区建设不平衡现象。
3、完善民生建设的'几点可行性策略
民生建设工程意义重大，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针对当前民生建设工程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加以改变，才能提高民生建设水平，以更好地发挥民生财政对扩内需、调结构，促和谐的多重效应。
3.1、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的过快增长。通过把财政支出向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设施等方面转型，凸显社会公共保障在国民经济总值当中的比重，加大公共设备与产品的供给，努力做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与社会性公共服务相互统一，让民生建设项目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得以服务大众，服务社会。
3.2、要以财政改革为先导，强化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实践证明，行政改革与财政建设制度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财政建设制度的变革会引发行政建设改革同步改革。因此，财政制度改革可以作为先导，现行一步进行改革，引导政府行政改革。例如通过将预算管理、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等整合到统一的平台，加强对单位基层和管理层的内部控制，确保财政管理记录、财政报告信息和其他财务管理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完整性。在企业岗位设置上，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激励机制、决策机制，建立科学的考核标准，制定比较合理的，操作性强，有激励性的考核方案，形成相互激励、相互制约为主体的运作模式，以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
3.3、继续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照顾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基层政府。民生建设工作不仅联系着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与处室，与千家万户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一些欠发达地区及基层政府事权、财权不匹配，财政财力不足。民生建设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不同建设。对于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应重点建设，而一些地处偏远，远离中心城区的地区应充分放权，给予优惠政策，大力鼓励其快速发展。
4、结语
民生财政建设工作的进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目的不单是为了优化民生管理，同时也是为了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配置使民生财政建设发挥最大的功能效应，从而改变人民群众生活环境，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关于民生财政建设做出思考，以找出提高建设水平的可行性策略，对于实现民生建设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王光荣.解决民生问题的路径研究综述[J].东方论坛，2012(03).
[2]胡建国.对安徽省构建重大民生资金监管工作机制的思考[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05).
[3]杨志安，闫婷.关于民生财政本质的探讨[J].商业时代，2012(17).
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篇3
摘要：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对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观的外部环境、政策本身的属性以及利益团体的博弈等方面，关于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学界则鲜有涉及。政策作为政策系统最直接的输出产品，在本质上体现为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将其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作为研究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政策地位的评判标准从四个方面体现：政策制定主体地位的高低、学者关注程度的大小、执行部门是否联合行动、政策最终作用对象的广度。在此基础上，判断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过自上而下、承上启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径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
关键词：政策系统;政策终结;政策地位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7-006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政府购买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19BZZ10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體系建设研究”（16JJD840009）。
作者简介：张桂敏（1987-），女，石家庄人，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王轲（1982-），男，河南泌阳人，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吴湘玲（1967-），女，湖北通城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
自“政策科学之父”拉斯韦尔提出政策阶段论之后的20年时间里，有关政策科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制定方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始于“趋后倾向”，特别是普雷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等人编写的《执行》一书的面世，“政策终结”开始走进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至此，政策系统在理论层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环，包含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终结的一系列环节。所谓政策系统，是指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进行互动调适的动态系统。换言之，政策系统是一个由若干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政策子系统，如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终结等，所构成的政策巨系统，并与政策环境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政策子系统在政策系统中并不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一直是政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关于政策终结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策终结不重要或者相对简单。相反，政策终结长期以来并不如预期中那样一帆风顺，各种或潜在或显性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政策顺利终结的障碍。
如何作出政策终结？终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终结的后果是什么？这些构成一个“政策黑箱”，困扰着研究者。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对相关的影响变量展开研究，但政策地位，即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占有的位置，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一直未得到足够关注。无论政策的地位高低，其都是政策终结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影响变量，将政策地位作为切入点对政策终结作出补充性、专题性的研究，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相关研究的梳理
（一）政策终结的概念梳理
对研究主题展开分析的第一步是明晰关键性概念，因此在对现有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梳理之前，有必要对政策终结的概念作一简要梳理。从字面理解，政策终结就是一项政策的终止或结束。Brewer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与项目的调试，大凡政策与项目无法发挥功能或已成为多余或过时，甚至不必要时，则将政策与项目予以终止或结束”[1]。Deleon从广义层面定义政策终结，认为它是政治当局对某一特殊的功能、计划、政策或组织，经过审慎评估的过程之后，而加以结束或终结[2]。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政策终结概念的界定多见于教科书中的一些参考性解释。在台湾学者林永波看来，政策终结隐含着旧有东西的终止和新期望、新价值的建立。张康之从利益分配视角提出，政策终结本质上是一种政策资源及其利益重新配置的机制[3]。陈振明、张金马、陈庆云等人在Deleon的概念架构下提出，政策终结是决策者在审慎评估之后，通过必要的措施，对错误、过时、不必要的政策予以终止的行为。
从对政策终结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终结涉及到资源、利益以及各种价值的交锋和重配，能否顺利实现终结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间暗潮汹涌的博弈结果。政策一旦被制定，便具有了生命力。政策终结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动，如若没有任何激励措施，政策制定者之间难免出现利益冲突，甚至导致终结停滞[4]。再加上利益集团受“沉没成本（sunkcost）”的束缚会竭力保留原有政策。恰如张金马早年所说，政策终结并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一种人为的政治行为[5]。此外，即使当局者意识到政策存在过时、无效甚至错误进而需要对其进行终止，在当前渐进主义决策模式的情境下，政策终结也很难进入人们的认知转变，甚至不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内，因为当事人更多是以政策的修补、调整作为逻辑出发点。
（二）国内外关于影响变量的梳理
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阈作出解说。其中，广被认可的是Deleon在1978年提出的政策终结障碍的经典理论框架（TerminationObstaclesFramework），其中总结了具体的变量：心理上的不愿意、组织机构的持续性、动态的保守主义、反终结联盟、法律上的障碍、终结启动的高成本。Dery、Frantz持同样观点。Krikpatrick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归结为终结联盟的反动、动态保守主义、启动成本、立法障碍和恐惧或不确定性。以上几人的表述虽有细微差别，但对于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解释却殊途同归。Gevamay认为组织的特性和终结的内在成本是阻碍政策终结的两大主因，Harris却仅仅将限制因素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部分学者直接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简化为对组织持久性的考虑以及终结的代价（包括情感、政治、法律以及财政等的考虑）两个方面。里斯蒂娜·亚当等人认为，政策的变迁抑或终止是经济发展、政治竞争、利益博弈以及行政管理走向专业化的副产品[6]。概言之，国外学者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分析，可大致归为三类：客观因素、驱动因素以及限制因素[7]。
国内已有研究多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聚焦在心理上的抵触、组织的持久性、反对集团联盟、法律障碍、成本障碍。除此之外，陈振明指出，社会舆论通过新闻传播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政策终结的第六大障碍[8]。陶学荣、王锋认为，政策评估的缺失也是本该终结的政策迟迟无法合理终结的原因之一[9]。刘雪明等认为，典型事件、政策评估、环境变化、公共舆论、领导者的领导力五大因素紧密关联共同影响公共政策终结[10]。王振波则将政策终结的根源归纳为：不合规、不合法、不合情理、缺乏必要维护，即聚焦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分析政策的终结[11]。
纵观既有研究，政策终结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也不一而足，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区、文化以及政府不同层级的政策终结，各个变量所起作用不一，很难批判不同变量对政策终结影响的大小。然而，在当前研究中鲜少涉及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从而削弱了现有理论的逻辑解释力，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政策地位在政策终结中的影响作用作出尝试性研究，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二、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处地位的判断标准
政策作为政策系统的直接输出产品，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各政策参与者之间利益角逐的产物，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实质就是明确承载公共权力的政策参与者在政策系统中是如何寻求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政策参与者，既指直接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的组织和个人，也指受政策影响反过来又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组织和个人。具体到判断标准，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策制定主体的地位
政策制定主体特指拥有法定决策权的高层组织或个人，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组成并领导整个决策过程。在政策终结过程中，政策制定主体（包括权威机构、政治精英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奠定了政策本身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政策能否顺利终结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政策制定主体层级与政策所处地位呈正相关关系，也即政策制定主体层级越高，政策所处地位就越高，对于政策加以终结就越难以实施。
同时，政策制定主体从另一方面也反映政策位阶的高低，政策位阶与政策地位成正相关关系。例如，上升为法律层面的政策相较于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稳定性和权威性也较强，再加上政策本身的生命力，要使其终结往往要大费周折，不仅耗时，也会面临不可预期的抵触心理和抵制行为。
概而言之，政策制定主体通过主体层级以及政策位阶两个方面折射出政策所处地位，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基础标准。
（二）专家学者的关注程度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查尔斯·O.琼斯指出，组织机构一旦结成共同体，就会有效地威胁政策终结行为[12]。尽管专家学者不直接参与一项政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但却可以通过研究报告、与会发言、网络书信等渠道表达政策意见。同时，他们一般以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为依托，构成学术共同体，利用团体专业技术优势活跃于政策终结的舞台上，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带来共鸣、提出参考性方案，对政策地位具有溢出效应，即专家学者表达意见的初衷是确保政治当局制定决策的科学化，同时也间接构成影响政策地位的重要力量[13]。
专家学者对于某一项政策的关注度可以说是公共政策终结的催化剂，在引导公共舆论走向的同时，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判断标准之一。诚如詹姆斯·E.安德森曾指出的，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围和方向基本由公共舆论确定。普通民众心中，专家学者本身就代表相关领域的权威，对于哪些政策需要被关注、哪些政策需要被终结，专家学者所发表的意见犹如一颗“定心丸”，影响民众认知，间接框定政策的范围和方向。当某一项政策引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评论时，说明这一政策在政策系统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一旦被发现政策不合时宜或存在过失、错误，政策终结便较为快速、顺畅。相反，一项政策如若未能引起专家学者关注，说明其相对于其他政策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无足轻重，那么关于这一政策的终结便出现复杂局面：在不影响整体利益的前提下，由于沉没成本的潜在影响，政策当局往往会抱有“打擦边球”的心理，对需要终结的政策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只有在影响社会整体利益或团体自身利益时，才可能会采取被动措施加以终结。
（三）执行部门的联合状况
恰如张金马所说，政策终结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人们主动进行的一项政治行为[14]。这种显著的人为性致使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终结都需要借助相关的执行部门和一线执行者加以落实。在实践中，执行部门可能是单个部门“单打独斗”直接执行终结，也可能是多个部门“抱团”联合执行终结，这可以说是判断政策地位的另一重要风向标。若是单个的执行部门则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政策影响范围较小，所处地位不高，进一步讲，政策终结过程中所遇阻力较小，较易实施;如若是多个部门联合执行，则表明这一政策影响范围相对广泛，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政策走向终结就存在较大阻力，期间难免牵涉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权力抗衡，终结过程的推进势必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整体表现为一种政策均衡格局下的暗潮涌动。
（四）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
政策是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换言之，政策具有指向性，直接指向的群体便是政策效力辐射的对象。所谓的政策作用对象，即政策直接作用与影响的公众群体或那些受政策规范、管制和调节的社会成员，亦即受政策影响的目标团体[15]。顺言之，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可以理解为政策事件辐射到的目标团体的数量，具体到本文指代全体民众、部分民众抑或是特殊利益群体。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直接影响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成为重要判断标准之一，这是因为政策作用对象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政策，相反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并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走向。如果政策事件涉及到社会上绝大多数民众，且走入公众的视野范围，那么政策制定者在群体压力下就不得不对政策予以足够重视，权衡利弊作出审慎理性的决策，如此，政策不言而喻所处地位较高。例如，三峡工程实施时需要移民数十万，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自然将政策提升到政策系统的显著地位上来。反之，政策事件只是涉及到部分民众，且范围较小，则地位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政策作用对象范围越广，对政策地位的影响力越大。但值得警惕的是，政策地位會受一些极端情况的影响，即政策尽管影响对象范围狭窄，但如果是具有利害关系的特殊利益团体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集团，则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也会呈现出较高的态势。
三、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
通过对政策系统中政策地位判断标准的分析，大致可以确定在现实实践中政策地位的高低。通过政策地位的确定，来探析其对政策终结是否会产生影响、影响程度怎样、又是通过何种形式体现这种影响程度的，才是笔者的目标所在。
（一）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
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指的是决策者对某一政策的关注度，进而由决策制定者对政策是否需要终结作出主动判断。对政策进行终结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策立法活动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无法很好实现政策最初的目的。尤其是上升为法律的政策所具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本身就意味着政策终结会陷入难以摆脱的窘境。正如美国政策学家托马斯·R.戴伊指出的：“政府的方案很少會被终止。……一旦一项政策被政府制度化了，它就特别难以终止。”[16]
其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是政策难以终结的根本原因。政策终结与其说是一项新政策的起点，毋宁说是决策者复杂利益之间重新洗牌的信号灯。正如Easton从经济学视角所阐述的，政策的形成实质上是政策制定主体围绕着特定的政策议题，为各自利益展开的讨价还价和相互博弈的结果，即政策是利益分配的最终体现[17]。政策一旦终结通常意味着既得利益者要承受一定的损失，为避免这种损失或者将损失降到最低，他们往往会千方百计阻扰政策终结。
根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存在明显的寻利动机。这种寻利的主体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有时两者合二为一）。在利益冲动下，夹裹着政府利益的政策即便与公共利益相冲突，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决策者也会基于利益驱动而想法设法保障政策的执行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出现终结能力不足的障碍[18]。甚至，政策终结会忽视公民话语权，背离公共性原则和公益性目标，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的现象，加重遭遇到的阻力和抵制。
其二，考评晋升机制和任期制导致的政绩工程是政策难以终结的内在驱动。考评晋升、任期制促使地方行政首长偏好于关注见效快、实施周期短，但却可能与地方实际发展不相适应的政策来实现政绩目标，这些政策一般在决策领导者任职期间不会出现终结的趋势。例如，有些地方领导通过打造一些政绩形象工程来取得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获取政治资本，实现自身的政绩目标、政治前途和利益追求。最鲜活的例证就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层出不穷的“政绩锦标赛”。此外，人事变动也会对政策终结产生重要影响。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凸显着制定者或决策者的“人格化”，决策者在考虑终止某项政策时，主观上其实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制定的政策遭遇了失败的结局，任职期间政策一般鲜有终结[19]。一旦发生领导者调任、离职、辞职或者辞退开除等情况，新一轮领导者的更替多数意味着政策注意力的转移，政策发生终结的情况较为多见。
（二）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
所谓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指媒体力量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其中隐含专家学者的意见、民众的关注。无论是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传播力，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许多政策实践表明：媒体在政策地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进而影响政策终结。尽管其不能直接对政策终结产生影响，但作为非正式舞台上最为积极的活跃者，它们可以依据对相关新闻事件、专家学者言论的筛选、过滤、编排，从外围推动政策议程的走向，形成政策压力，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20]。具体来说，媒体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器、专家学者意见的风向标、社会舆论变化的发酵剂。
当媒体对某一项政策关注度较高且持积极终结态度时，其背后必定涉及众多参与者，则政策终结较易进行;反之，持消极或阻碍的态度时，政策终结的进程通常是缓慢的甚至出现停滞。托马斯·R.戴伊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书中说：“当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必须回答记者的问题，必须对新闻报道做出反应，必须对编辑意见做出回应时，媒体就在直接施加影响于政府的决策。通过呼唤民众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媒体就在间接地影响着政策制定者。”[21]在戴伊看来，精英们依靠媒体来界定“社会问题”，进而制造“问题”，媒体的关注度引导社会公众的聚焦点，通过大量的报道宣传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进而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最终迫使政府部门作出终结那些不合时宜、无效的政策的决定。
此外，媒体的权威性和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反应程度也是政策终结的重要影响变量。这是因为媒体一方面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另一方面又对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产生间接影响[22]。换言之，媒体既影响政府官员，又影响民众。在媒体对一项政策持温和的接受态度，则改变现状、终结政策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相反，该项政策引起了媒体的激烈反应时，各种或隐性或显性的风险就随时可能爆发，倒逼政策制定者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终结那些无效、过时、错误的政策。如由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就是在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新华网等各大媒体的持续跟进和转载下迅速发酵，成为焦点事件，最终促成政策的终结。
（三）自下而上的抗争终结
所谓自上而下的抗争终结，亦即社会民众对政策终结作出的反应。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民众将自身权力交付给政府部门代为行使，民众对其进行监督，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本质上理应体现民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国家起源论也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出现以及政府部门的设立都是民众行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23]。但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制定时常出现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或损害社会大众合法权益的情况，因而政策的执行便会遭到社会自下而上的排斥，进而引致社会大众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集体式抗争，迫使政策制定主体终结原有政策。可以说，社会公众的抗争是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和助推力，并多数通过邻避效应引发导致。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民众由于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对于一项公共政策是否终结可能存在分歧，出现“跷跷板”现象，此时，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的大小是决定政策终结成败的关键因素。若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超过反对力量，则政策终结的目标便会顺利实现[24];反之，政策终结将会失败。
结语
政策终结是体现国家治理能力诸多要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涉及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主体。面对政策终结中错综复杂的价值冲突和利益诉求，各利益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利益立场，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形成不同的政策终结联盟，对政策在政策终结中的地位产生“滚雪球式”的影响，进一步影响政策的终结[25]。政策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过程系统，符合效力递减的规律，无论其地位的高低，其必然的宿命都是走向终结抑或消亡。但通过对政策地位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有条理地对政策终结作出客观、全面的理性判断，政策主体可以对那些低效、无效、过时的政策及时加以废止，实现真正的终结，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副作用的滋生，最大化政策终结的效能，保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而达到政府善政、国家善治。
参考文献：
[1]D.BREWERG.Thepolicysciencesemerge：tonutureandstructureadiscipline[J].PolicySciences，1974（5）∶3.
[2]DELEONP.Policyterminationasapoliticalprocessinthepolitshiyuicsofprogramevaluation[M].DennisPalumbo，1987∶194.
[3]张康之，范绍庆.从公共政策运动到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J].东南学术，2009（1）∶97-103.
[4]曲纵翔，祁继婷.政策终结：基于正反联盟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策略[J].中国行政管理，2016（12）∶94-99.
[5]张金马.公共政策：学科定位和概念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1）∶7-9.
[6]ADAMC，etal.Theoreticalperspectivestorevitalizeationpromisingresearcharea[J].PublicOrganizationReview，2007∶7.
[7]朱春奎，余飛，刘伟伟.政策终结理论研究进展与展望[J].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2（2）∶225-248.
[8]陈振明.中国政策科学的学科建构：改革开放40年公共政策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东南学术，2018（4）∶52-59+247.
[9]陶学荣，王锋.政策终结的可行性探究：求解公共政策“有始无终”难题[J].晋阳学刊，2005（5）∶3-8.
[10]曲纵翔.公共政策终结：基于“过程”角度的阐释[J].中国行政管理，2017（11）∶79-83.
[11]王振波.“短命”政策产生：终结的内在逻辑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60-166.
[12]JONES，CHARLESO.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publicpolicy：3rd.ed.[M].Monterey，CA：Brooks/ColePublishingCompany，1984∶236.
[13]刘伟伟.政策终结的多源流分析：基于收容遣送制度的经验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5（4）∶21-38+154.
[14]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魏顺萍.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以《存款保险条例（草案）》为例[J].财经问题研究，2015（S1）∶99-103.
[16]DYE，THOMASR.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M].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2002∶324.
[17]DAVIDE.Thepoliticalsystem[M].NewYork：Knopf，1953∶125-141.
[18]钱再见.政策终结的公共权力逻辑与路径研究：基于治理视角的学理分析[J].学习论坛，2017（4）∶51-56.
[19]李燕，朱春奎.“政策之窗“的关闭与重启：基于劳教制度终结的经验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17-130.
[20]张丽珍.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中的社会行动者：现象图景、知识介入及理论修补[J].行政论坛，2019（5）∶119-126.
[21]托马斯·R.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1-45.
[22]刘雪明，曹迎宾.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因素分析[J].理论探讨，2014（4）∶33-36.
[23]卢梭.社会契约论[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0-42.
[24]BEHN，ROBERTD.Howtoterminateapublicpolicy：adozenhintsforthewouldbeterminator[J].PolicyAnalysis，1978（3）∶393-413.
[25]李雪松.公共政策价值中和：一项溯源性的政策议题[J].宁夏社会科学，2019（6）∶20-26.
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篇4
[摘要]新时期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发展时期，教师和学生都面对着与以往不同的教育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应进行创新和改革。课程要进行包括线上教学等方面的系列改革，教师要真正适应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的教学新模式，多方面进行创新，从而使课程的教学模式出现质的飞跃。
[关键词]新时期;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创新
[基金项目]2019年长沙师范学院校级教学改革项目课题“新时代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构建研究”（JG2019034）
[作者简介]周碧波（1978—），男，湖南永州人，法学博士，长沙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20）35-0003-02 [收稿日期]2020-06-17
一、引言
目前，大学生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信息化时代，高校传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受到巨大的挑战。而从矛盾辩证法来讲，课程受到的挑战中也包含着机遇，紧抓机遇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往往会收到不错的成效。在新时期，“形势与政策”课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线上教学，并且要对以往的教学模式进行前所未有的創新，推进该课程教学模式质的飞跃。概言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要紧抓全面进行线上教学改革、全面提升教师信息化能力水平、全面加强教师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和全面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这四个方面。
二、新时期“形势与政策”课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开展线上教学，这是大力推进该门课程改革的契机
原来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之所以面临着改革难以推进等一系列问题，关键在于许多任课教师改革意识不强，创新观念不够，对该门课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不够，有个别教师上课时照本宣科，敷衍了事。而在新时期，使得部分原来在现实课堂中照着PPT讲课的教师面临着新的线上教学环境而不得不有所改变，在线上教学，如果对授课内容不事先熟知并进行自如地讲解，就会出现一堂课难以讲授下去的尴尬场景，即使是口才较好的老师，也要对教学内容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在线上课堂中侃侃而谈。此类课堂教学，与网络主播的情况类似，如果主播口才不佳，才疏学浅，观众的参与度就会很低，从而使主播难以“混”下去。
“形势与政策”课的老师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如果自己照本宣科，搞一言堂，其会面临着无生动话语可说，干巴词穷的尴尬局面，学生随时会退出网络课堂，让教师难以继续进行教学。当然，教师手中还有“考勤”这把“尚方宝剑”，学生应当不会不请假就退出课堂，但对于教师一旦有了不良印象，学生会选择静默老师的声音，自己干其它的事情，这样就倒逼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在此方面进行有效的创新。
三、全面提升教师信息化能力水平，充分利用线上课堂将正确的价值观有效教授给学生
当前任课教师的信息化能力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多数教师操作电脑和手机相关教学技术设备能力有待大幅提高，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模式依然是课程改革的思想和行为上的重要障碍。在脱贫攻坚时期，教师应与时俱进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形势与政策”云课堂，将我国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与思政课堂相结合，体现高校思政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在脱贫攻坚的伟大战役中，思政课教师肩负重大责任，每位教师要守好自己的“责任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教学中结合脱贫攻坚的典型事件开展教学，弘扬爱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发挥线上教学的优势，使思政课真正发挥其育人功能，取得积极的成效，为下一步本课程开展教学改革积累经验。
高校目前在“形势与政策”课信息化教学方面面临着如下困难：一是网络成为青年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且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而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教学却显得比较薄弱;二是课程具有极强的实效性，这对老师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三是传统的课堂教学这一单一的教学形式，对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四是任课教师数量得不到根本保证，而且教师获取教学资源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相关教材，相关的课程培训来获得信息和教学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多层次需要。
四、全面加强教师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通过专题培训提升教师的理论素养和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
为了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先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所有“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熟练掌握教学内容，把握教学要点，科学运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充分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现实需求。多年实践证明，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先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方承担具体的教学任务，给学生讲授“形势与政策”课，能够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有效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具有非常显著的现实性特点，基本上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这些社会热点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都能够切身感受得到，都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因此，“形势与政策”这门课不能关起门来搞教学，教师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而要把课堂上讲与走出去看结合起来，千方百计提高自身对现实问题解答的能力，比如脱贫攻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表现差异极大，教师应重点钻研具体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让人信服的解答，得出富有说服力的结论。同时，应让学生带着问题到社会上去调查研究，然后把调研心得带回到课堂，实现理论升华。这样既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拓宽思路，让学生对课堂内容有切身的体会，又可以丰富教学的载体和内容，增加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教学的效果。
五、通过讲好中国的“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故事诠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
原来我们自己讲中国的制度优势，某些国人不以为然，尤其是极个别“公知”对此不屑一顾，甚至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鼓吹“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套精英与平民迥异的双重标准。而在“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大考”中，中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而西方国家却普遍考了个不及格，可见，民生工程犹如一面“照妖镜”，映射出了西方所谓“人权”等价值观的虚伪本质。因此，通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讲好脱贫攻坚等专题，在帮助大学生学习和领会党中央政策和精神的同时，还可以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以新时期网络教学为契机，通过精心设计，也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创新。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把脱贫攻坚等体现我们党“执政为民”等重要事例融入教学各专题，引导学生做新时代合格公民，鼓励学生增强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信心。教师应善用和乐用现代媒体手段，扎实高效地让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教师可通过发布话题、在线答疑、批改作业等方式与学生进行良好的互动，并以脱分攻坚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学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专题，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完备的制度保障，并坚定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胜信心。
六、结语
新时期带给“形势与政策”课的绝不仅仅是挑战，更多的是变革和机遇。脱贫攻坚等一系列“大考”，“考”出了中国制度的巨大优势，这些都是课程的自信资源。我们相信通过不断地创新和改革，该门课将会越来越对学生具有吸引力，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魅力。
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篇5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G5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7-0-01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DonnellLM，ElmoreRF.Gettingthejobdone：alternativepolicyinstruments[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PolicyAnalysis，1987，3（2）：133-152.
[3]李樵.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11）：5-15.
作者简介：苗士祥（1994.10—）男，汉族，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篇6
摘要：2020年使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重要一年，疫情的爆发激起了我们每个人的爱国热情和爱国意识。国家也为我们做了许多安心的行为。也彰显我们中国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政党优势。
2020“爱你爱你”从大家钟爱的谐音就可以看出对今年有很大的期许和憧憬，有人说，21世纪的10年代已成过去，20年代的大门向我们打开;
也有人说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步入小康社会，这是一个幸福充满希望的时代。是否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在新年伊始，我们国家爆发的大型的疫情，病毒名为新型冠状病毒。原本迎接春节热闹非凡的市街因为这看不到摸不着的小小病毒变得冷清，说其人迹罕至也不为过。就算在傍晚也没有了悠闲散步的人，唯一能听到的只有带着口罩的环卫工人扫把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和广播中循环播放的注意事项。在家中的人们并没有因为能在家长时间休息而欢呼雀跃。反之，每天打开手机看新闻，看着飙升的各种不利数据而忧心忡忡，也担心家中在外打工的家人的安全。这是继03年非典后中国又一次面临的大型疫情灾难。没有疫苗和特效药，通过飞沫转播，潜伏期在14天左右，这些都加剧疫情在我国的蔓延速度，短短的一个月就从一个省至一个国。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源远流长历史的大国，临危不惧是我们遇到事情的解决态度，这次的抗疫中，我们同样也制定出了快速且正确的解决方案。这得益于我们的制度优势，制度是什么?是指统治阶级为实现阶级专政而采取的统治方式、方法的总和。包括国家政权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各种制度。当然，除了制度上的优势还有必不可少的积极乐观的态度。
1.制度优势 非典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有些遥远，但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我真真切切地感受了一遭。从恐惧不安到镇定放心，这些都得益于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政府为我们做的一切。在抗击疫情的前期，河南省政府的做法被网友们录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上，还掀起了一番不小的浪潮，省内人在视频下方评论自己为身为是中国人，是河南人儿骄傲。而省外的同胞们纷纷投出羡慕的眼光，并暗示自己的地区政府多对河南政府进行学习。这些小小的调侃和互动看出了我国制度的优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没有居高临下的地位，而是打入人民内部，将任何工作做到实处，做实事、做正事。
都说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防控结果和治理能效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制度优势。首先，中国制度的最突出优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相统一，保民主真正可以落到实处。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医院卫生所等各种公共医疗部门，可以不计经济效益，全力治疗新冠肺炎患者。
2.政党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几十年的风雨中带领人民走上小康生活，带领中国在世界舞台展现雄姿，功不可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中央集权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党中央对于国家大事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具有强大的公信力，一声令下让武汉这座数千万人口的交通枢纽城市停止交通运输，控制了向外输出病原的出口;
14亿中国人待在家中，闭门不出，街巷上空无一人，将病毒“闷死”;
空军紧急运输设备和物资数万吨;
数万名医生奔赴前线;
召集大量的工人投入到一线的工程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仅用了十余天便完成了建设;
广大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投入到抗击疫情的一线为人民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在中共中央的号召次下，举国上下数以亿计的群众响应号召，配合国家和党做好疫情防控，串门，不聚集，居家隔离。同时有无数志愿者站出来，勇敢的协助国家进行疫情防控工作，他们奔波在大街小巷、车站和机场、从山村到城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着，万众一心、团结奋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将群众放在首位，形成了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抗疫格局。将联防联控、人员调动、物资筹集、人民生活保障、财政金融保障做到极致。这次疫情也看出了，我国的政党优势是无可比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国家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要条件。
3.文化优势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悠长的历史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医学方面也为我们留一下了一副副奇方异药配方。比较著名的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有《黄帝内经》等等。而在疫情期间，有一位明朝的大夫他的研究结果拯救了上千万名患者的性命。他的名字是吴又可，他是我们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位研究传染病的医者。因为他对自己猜想的坚持，排除异己，奋勇研究，破解了缠绕在军营中的恶疾。在当时，他的药方就拯救了大部分士兵的性命。在这次疫情中，中医学者依照他的配方并进行改进研究出了针对这次疫情的奇方，许多患者从鬼门关拉回。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优势，发展了五千多年，各领域上的伟人也不计其数，他们虽与我们未身处同一时代却在默默地帮助我们的发展祝我们繁荣。
3.中华民族在面临灾难时的积极态度 从疫情开始爆发到现在接近平稳，其中饱含了中华民族人民的乐观态度。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看来，积极乐观的民族运气也不会太差。与外国友人交谈时，他们总会说中国很乐观、热情。在长期的发展中，我们的祖先发现了，乐观对待一件事情比悲观对待它的结果会更好。所以，我们从小都被教导要乐观生活。
在疫情期间，网络上总有人上传医院中的各种情况。在视频中我从未看见过一个悲伤的表情，每个人都是笑容高挂，从病人到医护人员。病房中也没有压抑的气氛，有学生趴在病床上一笔一划认真写作业;
也有人在健身锻炼身体，希望自己能快快恢复，早日出院;
还有人在窗前吟诗作赋……在病房外，医护人员为了给自己加油打气，将自己的信仰写在防护服上，激励自己。这些行为，是我们民族积极态度的代表。
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篇7
《论依法治国》
摘要：依法治国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依法治国能否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依法行政。只有在政府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情况下，才意味着法制的真正建立和完善。
关键词：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宪法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复杂些说“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些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
从结构要素来看，依法治国是合三为一，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它是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的统一。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主导，发扬人民民主是实质，严格依法办事是基本内容。
一、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现代民主国家的重要标志，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二是司法机关依法约束行政行为。依法治国能否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依法行政。只有在政府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情况下，才意味着法制的真正建立和完善。依法治国要求各国家机关严格依法行使权力，依法处理国家事务，治理国家。行政机关对公民、社会起着榜样作用，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大部分由行政机关执行。因此，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将从总体上决定我国能否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行政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以实现国泰民安，促进国富民强。董必武早在50年代就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即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依法办事。”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能否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能否坚持依法治国，实行依法行政，关键在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他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实行依法行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曾经付出沉重代价而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依法治国方略确定下来，必将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性进程。
三、依法治国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提出依法治国经历了一个长久的历史过程。建国后，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有过重大挫折，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浩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与国际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他深刻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邓小平同志虽然在其著作中没有用过“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提法，但是他对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从而为实行依法治国的方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整套原则，为我们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勾画了一幅准确、完整、清晰的蓝图。
四、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证明，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还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有其客观必然性。计划经济的经济主体之间具有隶属关系，其应有的物质利益被忽视，经济自身的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不被尊重，维系这种经济关系的主要方法是行政手段。在这种体制下，由于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法律手段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
五、依法治国是实现现代民主的保障
现代民主的实现必须依靠法治作保障。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十二亿人民不可能人人都去执掌政权，而只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权机关，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为了保证这种权利的行使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根本的办法就是通过制定和实施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并保证这种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来确保政府为人民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政权机构制定良好的法律并严格依法办事，就是按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办事，就是从根本上体现并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否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可以按个人的认识、愿望、意见和主张任意处理各种问题的，自己的权力是无限的，是可以不按民主程序办事的，就有可能滥用权力。同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各种权利、权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和民主方法等，如果没有完备和良好的具有极大权威的法律予以全面确认和切实保障，是根本靠不住的。十年“文革”的悲剧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宪法这一根本大法成了一张废纸。而在法制健全的条件下，公民权利的行使，可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公民的权利如果遭到侵犯，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救济。
六、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
在中外历史上，“法”字一出现就具有正义、公正等含义。法存在的合理性，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生活本身始终存在的三个矛盾，即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秩序与自由的矛盾、权威与服从的矛盾。如果人类社会没有法这种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社会正义必将难以维护，社会自身的发展和存在都成问题。每一个历史时代，法的内容与形式以及法的精神，都同该时代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彼此适应，是该时代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标尺。一部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演变的法律制度史，使整个人类文明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民主与法制是属于制度文明的范畴。再现今的历史条件下，家长制、一言堂、搞特权、权大于法、政府权力不受法律任何制约，公民权利得不到法律有效保障，但然是不文明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法律，要么专制主义盛行，要么无政府主义猖獗，自然也是不文明的。同时，法律作为一种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手段，可以保证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得到稳定、协调、持续地发展。由于法律和道德的互相渗透与作用，通过立法和执法，还可以促进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建立、发展与传播。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学法、守法，而且要自觉维护法律尊严，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严肃执法，从而影响和带动全体公民不断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篇8
论文摘要:自建国以来，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新的基础。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生气的力量。大学生是青年中一个具有特殊优势的群体，新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在这个伟大时代长大的大学生，幸福逢盛世，是无限幸福，是值得羡慕的一代，也是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一代。我国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林的历史使命，大学生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意义。因此，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讨论我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
引言。
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历史使命。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目标追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意识之间存在一定的对比:崇尚真正美丽的精神境界，在利益问题上急功近利的他们往往只重视专业学习，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基本常识，也不能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远大的理想。面对这些挑战，大学生必须实践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正文。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大环境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其价值观的塑造。在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中，只有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价值观，才能称为。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当代自己。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大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未来方向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和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当代大学生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学习中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趋势，科学定位人生。
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我们只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社会主义意识大厦基石的作用。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从身边做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变我们现在经济还不发达，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现状。要把握好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个人理想，为社会大理想做贡献，用个人理想来促进社会大理想。同时，我们既要严格要求好自身，也要带动周围的同学朋友一起坚定这一伟大的理想。
三、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大学生时刻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赢得尊严的精神支柱;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富强、文明、和谐的力量源泉。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更是要知道如何去爱国，爱国不是要我们在发生中日矛盾时举着旗帜到处游行，到处砸人家的丰田汽车;爱国也不是一大帮大学生在新浪网上叫嚣着要爱国，却发现自己的英语四级还没有过;爱国更不是学校早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操场上一片叽叽喳喳的声音。我们可以从尊重国旗，尊重国歌做起，来体现我们的爱国之情;我们可以像周恩来总理那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来表达我们的爱我之情。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需要我们这些时代的接班人来发扬光大。同时，大学生还应该积极主动的去了解社会动态，国际新闻，了解社会的发展方向，积极思考创新，对社会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四、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只有知荣明耻，明辨善恶美丑，一个人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一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我们大学生要接受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本道德规范。把社会主义道德实践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陶冶良情操。并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勇于指证他人的错误、不规范行为，为创建良好的社会风气而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总结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一定要牢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融入到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以积极的心态和科学的方法，不断陶冶人性，健全人格，提高素质和能力，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为了中国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篇9
“三农”作为一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
20xx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xx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xx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中。
中国有9亿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13。所以说，“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关键词】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正文】
一、农业问题
第一、关于增加农业投入。
增加农业投入这个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有效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值得重新讨论。这个政策安排的出发点，仍然是把当前复杂的农村体制矛盾问题看作是农业生产问题。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农村政策的思路问题上，对所谓加强“农业投入”就长期存在不同意见。因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个政策瞄准的目标并不是合适的。并且，客观上导致从90年代以来，农业的成本每年上涨10%，农业主产品生产的真实成本、亦即“地板价格”，长期在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天花板价格”上运行.
第二、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从目前情况看，有很多地方包括农业部科技司都说农业增加值中科技进步的贡献超过40%，也就是说农业增产主要是科技投入的结果。人们都认为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农业人均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并不同步增加，科技投入与农业产出的关系似乎并不对应为正值。我们知道科技投入也意味着服务成本，最近三年的服务成本每年上涨超过9%。所以，近几年农民收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和服务成本上涨有直接关系。
二、 农村的真问题在哪里?
根据一项直接入户调查的数据表明，最近三年，无论东部、西部还是中部，所有家庭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已经是负值。东部因为是资本密集地区，一部分转移收益相对维持了农村稳定，而中西部地区没有这种条件，出现大量的农民撂荒，实际上意
味着农民破产。所以，最近才有各种反映，无论是社会学界的陆学义老先生、还是湖北的镇党委书记，都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经济学角度看，危险就在于农业投入产出多年为负值。所以我从1998年就发表文章说农业到了不可维持、农村经济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而我们现在的某些政策似乎在加剧这种不可维持的问题。
从现行政策比较看，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连续出现4年的增长速度下降，所对应采取的政策，几乎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黄金增长并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那段政策如出一辙，政策手段真的是一样的，唯独结果相反。
1979—1982年，国家出台了连续调整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农业主产品价格调整幅度上涨了49%，同期大规模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接着落实20xx年不变。这两项政策在90年代中期重演，从1994—1996年，也是连续3年农业基本产品价格上调105%，比上次增加了一倍;同期我们大规模落实30年不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次价格调整和体制调整双管齐下，造成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次双管齐下造成的结果如何?我怎么想慎重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这种现象。总之，同样的政策手段在不同的时代使用，效果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
三、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一、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国民待遇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二、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三、政府措施
国务院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的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不应该让大量的农民进城，而应该将农产品加工厂放到农村去，让农产品附加值留在农村，要让农村有更多的力量来解决教育和福利的问题。
他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当仍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特色中寻求答案。虽然汉代农业已是遥远的过去，古为今用，汉代农业发展的各项特征，仍可为今人之借鉴。第一，公私单位应该为农业提供现代的科技，使农业生产得生物科技之赐，致力发展有价值的经济作物。第二，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乡土重建的方案，在于农业为工业配套。近年来，大陆农村也不断尝试建立农村工业，然而绩效未彰。第三，公私有企业及学术单位，均须不断提供市场资讯作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使农民不致有“赚一次，亏三年”的痛苦。第四，国家必须注意建设农村交通设施及建立供销网络，使农产品迅速进入市场。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近些年，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农村会越来越好，农民生活也会更加幸福，中国也会由农业大国转变成农业强国。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
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最后，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党的xx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参考文献】
《农业社会学》 朱启臻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
《我向说实话》 李昌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xx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 孙政才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20xx
《农业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 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1981-20xx 《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 何增科, 周凡 主编 重庆出版社,20xx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冯海发 著 新华出版社,20xx
《农业循环经济模式与途径》 叶堂林 著 新华出版社,20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