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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集，成书于战国前期。本站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论《论语》中孔子的中庸思维方式，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论《论语》中孔子的中庸思维方式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注释】
鄙夫：孔子称乡下人、社会下层的人。
空空如也：指孔子自己心中空空无知。
叩：叩问、询问。
两端：两头，指正反、始终、上下方面。
竭：穷尽、尽力追究。
【大意】
孔子说：我有知识吗?其实没有知识。有一个乡下人问我，我对他谈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从问题的两端去问，这样对此问题就可以全部搞清楚了。
【云说】
孔子本人并不是高傲自大的人，这又表明孔子的谦虚和强大的文化自信。事实也是如此。人不可能对世间所有事情都十分精通，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但孔子有一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叩其两端而竭”，只要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就能求得问题的解决。这种方法，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思想方法。
我们先来普及一个词：空空如也。
空空：诚恳，虚心;如：文言虚词。原形容诚恳、虚心的样子。现形容一无所有，在某物体中什么都没有。
大家注意：也，并不是田野的野。啥意思?这个也，比田野的野大多了。代表什么?生养天地万物的生殖器。太空了，空的可以容纳一切有生生命和无生生命。
空空如也，看似表明了孔子谦虚，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实则是把身价放到最低最低，低到什么程度?空空如也!
很多人都读过《心经》，有这样一句：依般(bo)若(re)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在这里，我们不妨讲讲一讲《心经》。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意译为：依靠大智慧到达彼岸。什么是大智慧呢?大智慧就是证解空义显无师智。什么是无师智?乃无师自知自觉者。什么是彼岸呢?彼岸就是无我出世间。什么是出世间呢?出世间就是脱离六道轮回。
其实《心经》只讲了五个字。何止《心经》呢，佛教乃至浩如烟海的佛法其实只讲了五个字：无我出世间。
什么是无我呢?
真心即无我。
什么是真心呢?真心出世间，真心不可说，能说者非真心。那么佛说的也是非真心吗?是的，非真心。
佛学是关于佛教和佛法的学问，佛学总分为戒、定、慧三学。学法者中，有这样三类人，虽为学佛者，实为附佛外道。什么是附佛外道?为了学佛而学佛。觉得学佛是个时髦的事，与买辆好车、买个好房子炫耀差不多。
是那三种人呢?
1、执着于 【持守戒律者】，这类学法者以为持戒就是佛的正法，起贪心贪念贪执戒律，结果反被戒律所戒，戒在正法之外。
2、痴迷于打坐修定者，这类学法者以为打坐修定就是佛的正法，于定境中复起贪心贪念贪执五十阴魔的幻像以为明心见性，实为见魔。结果反被打坐所坐，坐在魔境之中，正法之外。
3、执迷于《大藏经》中遨游一生者，这类学法者以为所有佛经都是佛的正法，于书本文字间发誓要遍读一切佛经，遍学八万四千法门以为得道。结果反被经文所浸、慧学所烩，缠在方便法网里，不得见禅。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空。
真正得法无我境界的修行者，在世间的表现就像普通的正常人一样，无拘无束，身心解放，虽然喜笑怒骂、荤腥不忌，其实真心无我于一天到晚中，如如不动。
佛家讲“色”。色，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吃到的和触碰到的统称。
由色生受。
受是感受。没有感受我们就不会多想，有了感受就会带来情感、作为、信心、耐力、关爱、救度、施舍、帮助。
比如按摩，是为感受。让身体得到放松后，就会有思考。思考如此美妙的服务能否长久?若长久就要多赚钱，多赚钱就要有所失，可能失时间，可能失精力，可能失其他。更多思考是一夜暴富、为所欲为该有多好!于是开始贪欲。这叫想。
这一切因色而起。色生受，受生想。而想，生行。
有了想法就要行动呦!
所有的行动都由思想支配，思想来源于感受，感受来源于色。
色是存在，是世间万物。
人们善于把自己打扮得美丽，让身体愉悦。有美容、美体，有SPA、按摩，有理发、足疗，有洗牙、修脚，有丰胸、美甲……
于是，便堕入无限追求和寻欢享受中。这一切，都是为身体舒服，让心得到片刻欢愉。为了心的欢愉，让色、受、想、行都执着于心念当中，留存于方寸之间，久久不去，这就是佛家所说的“识”。
色，受，想，行，识，称为“五蕴”。《心经》里有“五蕴皆空”的说法。何为空?缘起性空。一切都是空的!
讲到这里，不知道您对“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否有些理解呢?
孔子的空空如也，便是如此。这可是大学问。你看他存在，但不给你压力。他已经去世2000多年，但依然在我们身边。好了，《心经》给大家讲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再讨论。目的为让您理解空空如也。
孔子是一个极为负责的人。告诉你境界，还告诉你方法。既有形而上，也有形而下。是什么?叩其两端而竭焉。
这既是中庸之道。
有一次，管仲和齐桓公商量攻打莒国的事情，这是军事机密，非常保密。但结果是，不多久就在国内传开了要攻打莒国的消息。管仲是多厉害的能人，他自己没有泄密，齐桓公也没有泄密，那是怎么回事呢?查来查去，想来想去，没有个结果。还是管仲高明，最后他想到了，国内一定有一个智慧极高超的人。齐桓公想到了，有一天在一些服役的人中，有一个拿了木棒槌的人向台上仔细地瞧着他俩，也许就是这个人。
后来终于找到那个人，叫东郭垂，管仲问他，是不是他说的，东郭垂也不隐瞒。
管仲这么聪明能干就是想不通啊，于是就追问他：我没有说要打莒国，你为什么说攻打莒国?
东郭垂说：君子有三种脸色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一是欣赏音乐时的那种自得其乐的脸色，二是家里有丧事时的那种悲哀清凄的脸色，三是要用兵打仗时的那种严肃愤怒的脸色。那天我远远地看到，你在台上脸上带着严肃愤怒的表情，这是要用兵打仗的脸色。你叹气而不歌唱，谈论的是莒国，你举起手臂指向的是莒国。我私下考虑那些小诸侯国中，没有降伏的不就只是莒国吗?所以我说出了攻打莒国的话!
这就是叩其两端而竭焉。
再讲个故事。
意大利女记者、作家法拉奇(Oriana Fallaci)，采访了多国政要，有人说她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她极其善于用“叩其两端而竭焉”的中庸思维方式去采访。我们来分享：
南越总理阮文绍，曾被外界评论“是南越最腐败的人”。法拉奇在采访阮文绍时想了解他对此评论的意见，但是，如果直接提问，阮文绍肯定会说没有这回事。法拉奇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曲折地达到了采访目的。
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
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
得到关于上面问题的肯定回答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
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对舆论有个交待，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道出他的“少许家产”。阮文绍到底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富裕、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奢华，已很清晰，读者自然也会从他所罗列的财产“清单”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再来透露一段法拉奇的精彩采访。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以下是其中的一段对话。
奥琳埃娜•法拉奇：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奥：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这个问题并没有直接指向毛主席，而是巧妙地应用“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这样一句话，把敏感而又核心的问题恰如其分地抛了出去。)
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奥：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咄咄逼人，真的很尖锐，法拉奇连问4个问题，而且很有底气，更加突显出她犀利泼辣的言辞，每个问题都切中要害。)
邓：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奥：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这个问题问得好)
邓：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的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
法拉奇显然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有备而来，要不是邓小平机智沉稳应对，恐怕她抛出去的问题，罕有人能够如鱼得水地应答，但不知你有没有发现，法拉奇似乎有股神气的力量，能让被采访对象说出观众最想听到的东西，一挖到底。这种人格的魅力和锋芒的个性往往能够使她与被采访对象的对话精彩至极!
今天讲的有点多。
孔子说：我有知识吗?其实没有知识。有一个乡下人问我，我对他谈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从问题的两端去问，这样对此问题就可以全部搞清楚了。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论《论语》中孔子的中庸思维方式
摘 要 “中庸”是儒家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思想之一，同时也是孔子独特的思维方式。孔子坚持“过犹不及”，提倡“时中”，希望以一种中庸的态度去思考问题和指导行动。本文旨在从《论语》原文入手，对孔子的中庸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中庸 过犹不及 和 时中
“中庸”一直以来都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中庸》一书对这一思想进行过深入的阐述，极大的发挥了其形而上的意义。然而，“中庸”一开始在孔子那里，并不具备太多的形而上意义。《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之语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在孔子那里，并不是一种高深的哲理，而更像是一种普通百姓都应有的德性。同时，中庸作为一种人生智慧，也是孔子习惯性思维的重要方式。在本文中，笔者就以《论语》为依据，对孔子的中庸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和研究。
1 “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
“中庸”一词，何晏《论语集解》中解释为“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而沿用得更广的是朱熹的解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解释中庸：“中者，无过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无过不及，即达到中道。中庸之道从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形容的就是一种适中、合宜、无过和不及的思考方式以及处理问题的态度。而在《论语》之中，孔子正是把中庸当做了一种行为处事的思维和态度，并没有像后世的思想家那样对中庸做了深奥的学理发挥，把中庸融入生活，是孔子思想的一大特点。
孔子中庸思维方式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是《论语·先进》篇中的一段对话：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贡让孔子评价子张(师)和子夏(商)谁更贤能。子张这个人才高意广，性格偏激，孔子曾评价他“师也辟”(《论语·先进》)，所以在这里孔子认为子张“所失常在于过之”;①而“子夏笃信谨守，所失常在于不及”。②子贡听了这个评价，进一步发问，子张的“过”是否比子夏的“不及”要好些?孔子则认为“过犹不及”，“过”和“不及”都是“失中”的表现，都是不合适宜的，只有无过无不及的适中才是好的。而适中，即是孔子所谓的中庸之道。
本着“过犹不及”的中道思维方式，孔子在评价人、事、物，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喜欢持极端的态度，而是“无可无不可的”，喜欢保留一定的余地，不做绝对的判断，以适中为度。例如，诗歌创作要讲究情感的中正，不要过度的宣泄，因此他对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关雎》很是欣赏，认为这才是诗歌创作的中庸境界。又如，在评价人物的时候，孔子并不以偏盖全，抓住某人的某一优点或缺点进行专断，而是全面考虑，综合评价，他对于管仲的评价就突出了这一点。一方面，管仲是存在道德缺陷的，孔子曾评价管仲“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但孔子并不因此就对管仲进行了全面否定，从另一方面来看，孔子还是肯定管仲具有仁德的。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就曾与子路、子贡两名弟子对“管仲是否具有仁德”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辅佐的公子纠被齐桓公杀死后，管仲不仅不以身殉难，反而去辅佐仇人齐桓公，这样的行为怎么能称得上仁呢?而孔子却告诉弟子，管仲如果为公子纠以身殉难，这只是“匹夫匹妇之为谅”，小节小义不能称之为仁;正因为他没有以身殉难，反而去辅佐齐桓公，“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这样的大功绩比起以身殉难的小节小义，才更能称得上仁。孔子甚至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再如，在谏诤问题上，孔子也讲究其中的一个“度”，“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对于君主和朋友，谏诤是应有度的，如果过了度，不仅达不到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适中”是孔子非常提倡的一种态度，因为过和不及都存在缺陷，所以“攻乎异端”(《论语·为政》)的行为并不可取，只有合于度的“中庸”才是合宜的。
既然思维方式是中庸的，那么对于孔子而言，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可以，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可以，可这是否就意味着孔子的行为是无所可守、毫无原则的呢?什么是孔子所说的“度”呢?简单而言，就是“义”和“礼”。以中庸的方式行事，其必须坚持的标准是符合义与礼的要求。《论语·里仁》篇中孔子有言，“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就是说，君子行为的是非取舍不应当固化，而应以“义”为准则，在各种情况下行动都能够依义而行，做到合宜合理就是符合中道了。此外，“礼”也是制中的条件之一，合于礼，才是合于“中”的行为。《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以礼、义为规范，运用智慧去寻求适中的行为和态度，这样才能达到合适的“度”。所以，孔子的中庸看似无可无不可，但实际上是有原则于其中，与那种无所执守、一味媚人的“乡原”有着根本的区别。孔子运用中庸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思考人生，真正的做到了随遇而安、“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2 “和”的境界
孔子运用“中庸”的方式思考和处理问题，所希望达到的，是一种适度、适中的状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和”的效果。孔子在说到如何使用礼时，也强调过“和”的重要——“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而既然礼是中庸依循的标准之一，那么运用礼来“制中”，也应讲求“和”。“中庸”所说的那种适度的状态，就是需要让某一事件或某一行为中的各种矛盾、各个方面达到和谐的状态。这一思维方式，极大的体现在了孔子的学术创造之中。孔子讨论问题，总是会顾及各个方面所应占有的限度，希望能彼此协调以获得最适宜的结果。比如，在学与思的问题上，他要求学思结合，反对只学不思或只思不学，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论语·为政》)。又比如，在一个人所具有的“文”与“质”两种特性上，孔子要求“文”与“质”所占的比例要适当，也就是要做到“文质彬彬”，否则就会造成或“野”(质胜文)或“史”(文胜质)(《论语·雍也》)的结果。此外，在与人相处的时后，孔子更是要求要互相谦让、无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不过在此要强调的是，孔子虽然强调“和”、强调协调，但并不代表其赞成要同化各种不同的矛盾和方面，他要的是“和而不同”，而不是完全的相同。“和”是君子的特质，而“同”则是小人的特质，所以孔子才会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何晏《论语集解》对此解释得极好，所谓和，是指“心和”，但是“所见各异”，故曰“不同”;而小人的嗜好是相同的，只是因为“各争利，故曰不和”。在“和”之中，差异是被认可的，但应该追求和谐的效果。 3 “时中”的出处之道
孔子的中庸思维，不仅仅体现在他对于人、事、物的评价上，更体现在他的仕隐出处之道上。中庸的思维方式，让他在为人处事、居于乱世时，也可以处于“时中”的状态。所谓“时中”，简单地说就是行动时时能合于中道。“时中”的“中”，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与日偕行、与时俱化的，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采取合宜的行为，才能够达到。后世的孟子在列举圣人时，最为推崇的就是被他称为“圣之时者”的孔子，他赞扬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章句下》)，这其实就是对于孔子“时中”境界的最好注解。而孔子本人的确也是这样，在《论语》中记载过这样两个故事：据费邑而畔的公山弗扰要召孔子为其效力，孔子想去，希望能于那里大行其道，但子路却因为弗扰有反叛行为而心中不悦;名声不好的佛肸也要召孔子，孔子仍然愿往，子路还是不高兴。在这两则故事中，都是德行有亏的人要召孔子去当官，虽然孔子后来并未应召，但相比起子路的固执成见，他就通达得多。孔子之所以想去应召，就是想抓住这样的机会去实践其政治理想，而不是固守成见，孤芳自赏。当然，真正应该离去的时候，孔子也是当机立断的，例如，“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一旦发现君主真的不能让其实践政治理想，孔子也不再汲汲于仕途之上。并且，孔子对于自己能够处于“时中”还是颇有信心的，他明确表示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能够自由而正确的决定自己的行为，在孔子看来，只有他自己和他最为赞赏的弟子颜回能够做到。孔子的“时中”正是对待入世或出世的一种态度，能够清醒而智慧的决定自己何时该入世济民、何时又该明哲保身，就是合于中道的行为。
“时中”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通权达变的思想是相贯通的。孔子很强调权变，他曾经说过，“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把是否懂得权、能够权变放到了最高的层次。后世的孟子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十分强调权变的重要。
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孔子中庸的思维方式，无疑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成为体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基本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当代，孔子那种“时中”的境界看起来比较高远难求，但其讲求“和谐”、不偏激的精神却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关键。也许我们不一定总能找到“中”之所在，但尽可能的向其靠拢却可以成为一个努力的方向。